《源氏物語》的附體案:絮談女性主義之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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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氏物語》的附體案:絮談女性主義之魂

筆者早前寫過《源氏物語》的現代日語化,談了物語時代的文學建構。

要弄清《源氏物語》的新譯與詮釋的問題,主要是它所伴隨的權力與意識形態價值。近年,一些女性主義學者開始研究《源氏物語》的女性書寫,試圖以文本的建構方式,和當中的一些情節繫到女性主義。然而,搞清了物語時代的書寫,或會發現學者們的理論或有不一致的地方,以致到最後只是拿了《源氏物語》之名建構理論。

 

 

《源氏物語》第二十五章的〈螢〉裡提到,深得光源氏喜歡的玉望酷愛賞玩詩畫。源氏見玉望讀《住吉物語》,便有些驚訝地對她說玉:「此等故事,多為杜撰,明知不真,亦這般執迷,你們女子真是樂於受騙。梅雨零零,卻頭髮蓬亂,只顧埋頭作畫。」

作為一個對女性主義感興趣的人,讀到這段難免覺得意味深長。《住吉物語》講的是女主人公的悲慘成長史:女孩的母親早逝,二娘偏心於自己的兩個女兒,對她卻處處虧待; 她最後決定離家出走,隻身到大阪市的漁村住吉,服侍亡母生前的看護。比較有名的《落窪物語》跟《住吉物語》一樣,有着類似的故事情節,因此同被喻為「日本版的《灰姑娘》」。

近年,女性主義學者研究民間故事和童話的,實在是不繼其數。[1] 格林兄弟的《灰姑娘》也成了主要的研究對象之一。[2]

〈螢〉裡的那段,自然如一些女性主義思想的回音壁:玉望就像所謂「一般的少女」一樣,愛讀像《住吉物語》這種故事;但在一種意義下,如《灰姑娘》這類童話,要不就是由男性書寫,要不就在多年的口耳相傳時滲透着父權意識。

但同視作古世紀的女性文學,有學者把〈螢〉的這段跟《布列塔尼籟詩》(Lais Bretons)中的〈四種悲傷〉(Chaitivel)並列對比,指出兩者都出於女作者之手,同時又涉及同男性批評女性文學觀的情節。[3] 《布列塔尼籟詩》的作者為瑪麗.德.弗朗斯(Marie de France),其詩寫於十二世紀,有時會被認為是西方世界的第一本小說,這好像跟一千年前的《源氏物語》被喻為現代小說的始祖有異曲同弓之妙。

 

 

不過,正如一些學者會質疑,一本著作能獲得當時的人的注意,它所寫的應當新奇有趣,絕不是枯燥乏味的日常瑣事。由此推測,《源氏物語》中的重要元素:愛與婚姻,想必有別於平安時代的常規樣板──在那個時代,女性談愛情想必本身就是刺激的。[4]

正如對日本文化着迷的李維史陀(Claude Lévi-Strauss)亦曾經說,《源氏物語》不單純是一部文學著作,還是日本平安時代宮廷生活中的人類學材料:在對抗表親聯婚的同時,就足以反證了表親間的婚姻的普遍性。[5]

《源氏物語》是由常規與制度以外的聲音交織而成的話語,對於解讀者而言,只不過要認清哪一把聲音才反映了真實。在前文提到〈螢〉的那段,主流意見顯然是光源氏對玉望,以至女性才作為一個群體的見解:像《住吉物語》這種故事,就只有愛幻想的女性才會如此投入其中;但亦無傷大雅。事實上,光源氏其後又補充道:「以此消遣,倒也怪你不得。另有一類故事,甚是誇張離奇,荒誕不經,教人心驚膽顫。但靜下來一想,便覺絕無此理。」而玉望的回應是:「似你這般善於杜撰之人,才作此番答釋;而我這愚笨之人,卻深信不疑呢。」

玉望的回應,隱約以制度以外的聲音作為話中話,刻意流露着一種見解。女子就是相信誇張離奇﹑荒誕不經的事;不但如此,這些信念還是獲得權力利器,要教父權社會中的掌權者多加注意──這裡說的主要是《源氏物語》中的精神附體案(或簡單說:「鬼上身」)。

 

 

在第九章的〈葵姬〉,繼續講述光源氏到處留情的常規生活,突然,懷有生孕的正室葵姬「被魂靈附體,情勢轉危」,而「痛苦不堪世人紛紛傳言:定是六條妃子生靈及已故父大臣鬼魂纏身六條妃子聞知此事」。當時,六條妃子(或譯:六條御息所)是光源氏其中一個情人,卻不是當刻最要好的那個。聽說到關於自己的傳言,六條妃子「滿腹憂慮,暗討:『我僅傷及自己,並未怨怪別人,何至於此?僅聽說過於偶鬱,靈魂會脫身而糾纏他人,此事亦難辨真庸?』」最後,過於擔心的光源氏只好趕回家中。

《源氏物語》中共有五次女性被靈魂附體的描述:是次為第二次──或許是當中最有名、最別具意義的一次(室町時代便有樂師把〈葵姬〉的章節獨立改成能劇)。吸引讀者和聽眾的,自然是對生靈附體這種怪事。同是平安時代的《今昔物語集》也有提及過生靈附體,算是有典可尋。

〈葵姬〉的生靈上身事件,也吸引了研究《源氏物語》的女性主者學者。一來自然是女性被精神附體的原故:畢竟,要是經人類學的考察發現,女性常以某種獨特的形式被鬼上身,那或許就具有性別研究的價值了。[6] 一些女性主者學者便以〈葵姬〉為開端,[7] 進而連繫到書中的其他個案,[8]試圖說明作者紫式部的整個書寫是「別有用心」。

不打算探入討論《源氏物語》中的所有精神附體案,但以〈葵姬〉的個案為例,讀者或許不解:情婦的生靈跑到正室的身上,糾纏他人,如此描繪不是詆毀女性,還是甚麼?然而,此只為一種表面的解讀,是女性在父權體制下的話語模式而已。想深一層,便會發現,生靈出竅的六條妃子亦是父權社會下的受害者──畢竟,生靈出竅本身也是一種病,她亦沒有要害葵姬的意圖,甚至對葵姬還有一絲同情。

由此,一些論者便認為,由六條妃子的生靈出竅,到葵姬的被附,意味着的是,女性作為一個精神的整體,是由女性間的話語所構成的對話。六條妃子的生靈其實在幫助葵姬,使得光源氏最後不得不回家。在當時,就只有透過引介較為強大的鬼神之力,才能增加對話的本錢──畢竟,再有權勢的皇室,也得尊敬鬼神(同期的《今昔物語集》就記載着大量有佛教意味的故事)。

《源氏物語》中的其他精神附體案,亦如出於一轍。

 

 

不過,筆者只是對女性主義的解讀存在一定的懷疑。當一些女性主義者提到李維史陀對《源氏物語》的看法,[9] 便想起同受結構主義的意大利作家,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對故事和小說的看法(筆者於〈《源氏物語》的現代日語化:絮談物語時代的文學建構〉中更為詳細說明過這點)。

作為物語式敘事的延續,即使《源氏物語》有所謂單一的作者,但在印刷術還未傳到日本的時代,[10] 作品在多次重新抄寫和大聲朗讀的過程裡,外在的個體意識便不斷介入,使得所謂的「作者」成為一個不太確定的概念。與其說作者是紫式部本人,倒不如說,是一個經由她展開,繼而歷千年歲月沖洗的集體意識而已。

在此,女性主義式的詮釋者似乎便面對了一個難題:《源氏物語》的父權介入或許比女權的來得要多,當中所謂女流書法的成份存有很大疑問。就此,女性主義者似乎要為自己的立場提供更充分的詮釋學根據。

 

注釋

[1] 較早期的入門討論為Row, E. Karen, Feminism and Fairy Tales. (Radcliffe College, 1978);近期的有Donald Haase, Fairy Tales and Feminism: New Approaches.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4).

[2] 有興趣者可參考:Jeanne Wiley, “Rewriting “Cinderella”: Envisioning the Empowering Mother-Daughter Romance,” In Mothers and Daughters: Connection, Empowerment, and Transformation, ED. Andrea O’ Reilly and Sharon Abbey (Boston: Rowman and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0);Ann Ulanov and Barry Ulanova. Cinderella and her Sisters, The Envied and the Envying (Philadelphia; The Westminster Press, 2007).

[3] Cynthia Ho, “Murasaki Shikibu: Medieval Japanese Feminist,” Medieval Feminist Newsletter 16 (1993).

[4] Peter Nickerson, “The Meaning of Matrilocality: Kinship, Property, and Politics in Mid-Heian,” Monumenta Nipponica 48(4) (Winter 1993):460.

[5] Claude Lévi-Strauss, The View from Afar, trans. Joachim Neugroschel and Phoebe Hos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5), p. 73-87

[6] 可參考I. M. Lewis, “Spirit Possession and Deprivation Cults,” Man: New Series 3 (Sep., 1966).

[7] Doris G. Bargen, “Spirit Possession in The Context of Dramatic Expressions of Gender Conflict: The Aoi Episode of The Genji monogatari,”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28(1) (Jun., 1988).

[8] Doris G. Bargen, A Woman’s Weapon: Spirit Possession in The Tale of Genji, (University of Hawei’i Press, 1997).

[9] Ibid. p. xviii

[10] 張樹棟、龐多益、鄭如斯。中國印刷通史。台北市:財團法人印刷傳播興才文教基金會,2005。頁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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