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夏，煙霧瀰漫香港各區，槍聲此起彼落。歷過一整個暑假的反修例運動，全港多間中學、大學均有學生在開學周提出罷課，務求向政府施壓，要求回應民間五大訴求。反修例運動發展至今，引發社會出現相當多的爭議，其中一項是警權問題，甚至有人形容，香港已進入了所謂「軍政府狀態」。歷過這個盛夏，香港警察是如何創造了一種非戰爭、卻又緊張而危急的社會氣氛和狀態？文藝評論平台《微批》編輯張可森、文藝評論雜誌《Sample 樣本》總編輯葉梓誦，於香港浸會大學人文及創作系學會舉辦的Ir-regular Square「不規則廣場」公開課堂，以「暴力：和平時代下的緊急狀態」為題，嘗試透過分析警方使用的工具、語言策略和軍事戰術，闡述現時香港警察所創造的一種新的空間、一種或可稱之為「半合法」（semi-legal）的狀態。
警察行使權力的核心基礎：暴力
要理解香港警察如何開拓了一種新的空間，便得先理解警察行使權力的核心基礎。葉梓誦指，警察稱這核心基礎為「保衛私有財產」。要使一物成為某人的私有財產，便須透過某種暴力（violence）作為懲罰去達到，而控制這過程的便是警察。因此，從基礎而言，警察是一個「以暴力建設法律的環境，從而確立何謂私有財產」的團體。葉亦稱之為「準軍事組織」。
張可森引述法國哲學家巴迪歐（Alain Badiou）指，一個國家要維持其運作，首先須排除的便是暴力，因國家的根本就是靠武力維持，亦因此才不容許一般民眾持有武器。他補充道，警察作為「準軍事組織」，行使暴力的方式有別於軍隊，有時亦可以比軍隊更為暴力。那麼，在警察行使武力的空間中，到底發生着甚麼事情？催淚彈，或者說催淚氣體，作為是次反修例運動中警方最常使用的武器，或可視為是次運動的其中一項象徵。二人嘗試透過分析其發展的歷史，論述警方使用的公關及語言策略，以及軍事戰術。
催淚氣體的發展：營銷策略和話語操控
葉梓誦指，由化學武器演變而成的催淚氣體，最初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被使用。催淚氣體中含有一種名為辣椒素的化學物質，其化學結構能直接連接不同組織和皮膚中的神經元，進入神經通道，與炙傷、擦傷的感覺相連。這種化學性質令人產生痛楚的感覺，其嚴重性在於引起內在的身體反應，引致一種類似免疫系統的反撲，實際上卻是沒有根據的過敏反應。縱使催淚氣體並非在物理上攻擊人體，卻能引致身體對自身的攻擊，對人體產生影響。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世人得知催淚氣體可能造成的傷害；加上在國與國之間科技水平不平等的情況下，催淚氣體是能夠造成單方面的虐殺，因而禁止於戰爭之中使用催淚氣體。
然而，縱使1925年的《日內瓦公約》已指明，催淚氣體不能用於侵略他國的行為上，若是處理國家內部安全問題，卻是可以接受。換句話說，催淚氣體不能對外使用，卻能用在自己的國民、平民身上。這是由於催淚氣體的研發團隊將其定性為「和平時代的戰爭科技應用」，並透過公關手法和語言策略，將催淚氣體推銷為「無害」和「拯救生命」：他們宣稱的無害，實際上是假定了在理想的情況和環境，對一個最健康的人使用；而所謂的「拯救生命」，則由於避免了槍械等直接致命武器的使用，因而將其視為藥物。透過這種公關及語言策略，即使後來設立了醫學調查隊，以檢視催淚氣體的運用，由於他們已將催淚氣體的類別從「武器」轉為「藥物」，其檢討亦只是從劑量等方向入手，而非檢視催淚氣體本身。
當權者透過營銷策略和話語操控，將催淚氣體的使用合理化，這過程與今天香港警察將自己的暴力合理化有着相似的操作。張可森推論指，警方正在發明一套屬於他們的邏輯，並透過將這套邏輯推銷出去，使他們所作的行動合理化。這或許就是現在每天下午四時警方記者會的真正用途：推銷警方的邏輯，並將其行徑合法化。
催淚氣體作為警方主要工具：個體與群眾
葉梓誦指出，催淚氣體最大的用途，在於能夠將個體由群眾中抽離。對於警方而言，群眾是危險的。這裡，葉提到「烏合之眾」（mob）一字，指無法控制的團體。當群眾吸入催淚氣體，為保性命，他們會立即四散。這就是催淚氣體的戰術意義：將群眾（指mob）驅散，當所有人變回個體，警方隨即能作進一步驅散和拘捕。
警方使用催淚彈，旨在將個體從群眾孤立出來。那麼，在這次的運動中，群眾是如何成為「一群人」？張可森提出，有關「戴口罩」此行為的論述可以分為消極和積極。消極地看，可以是因不希望被認出，所以透過戴口罩，隱藏個體；積極地看，則可以是抹除個人面目以融入一個大群體。他說，「黑群」（black bloc）也是同一概念，透過抹除個體性，進入群眾的狀態，這是「正在建構或參與一個新的身份」。
張可森引述傅柯（Michel Foucault）指，身份證件是一種現代掌權者用以監控產物。透過將個體個性化（individualized），從群體中隔離，從而達到監控效果：由於需要掌控你，所以才給予你一個面目。是以，抗爭者戴口罩的行為，實際上是在向權力關係說不。警方作為政權執行者，只要能夠將一個人確定為個體，就可以利用體制中的各種方式，懲罰個體。因此，當香港警察要將「沒有面目的人」理解為「具有面目的人」，便出現了一種從前沒法想像的暴力。
懷疑：警察所創造的新空間
張可森指出，在正常的理解下，香港法治是基於無罪假定原則。然而，從近日警方的行動以至他們在公開場合的言論，也顯示出他們的思維是無視了此項原則：先假定你是示威者，再去想你會否是一般民眾。然而，在其思維不再以無罪假定為前提的同時，他們也不確定你是有罪的。若無罪，則無需懲罰；若有罪，則交由法庭判決。介乎於有罪與無罪之間的空間，張稱之為「懷疑的空間」，就是現時警方活動的空間。透過不斷擴大這個空間，令整個社會都處於懷疑的狀態，警方便得以有更大的空間去做他們想做的事。張可森強調，這個懷疑空間的強大，在於警方正在創造一個使用暴力的新空間。然而，在原則上，警察施以暴力的前設，是他們必須是在維護法律。
葉梓誦補充指，基於法庭賦予警方的酌情權，「以執行既有法律為目的」，警方可以有實踐此目標的無窮選擇。只要他們能夠給予解釋，大部分的行徑都無法被定義為不合法。法庭為免限制警方現場的判斷，一直避免為酌情權立下定義。然而，原本用以限制酌情權的字眼，如「合理懷疑」、「專業判斷」等，卻在是次運動中，被警方用以建構他們的權力。如此推論，每天下午四時舉行的警方記者會，則令他們的行動得以連接到酌情權之中。他說：「警察這個組織並非想要加大自己的權力，而是想要擴闊自己行使權力的方式，將其訓練中可以行使的暴力都實踐出來。」
同時，每天透過記者會的語言策略，警方使用大量委婉語，為自己解釋和辯護，以進行合法化（legitimation）。張可森指，他們在記者會中沒有提及的位置，就是留下了的空間，讓警察得以用暴力去支持其不成文規則。葉梓誦亦指出，當警方使用的詞彙越準確，尤其以一種十分清晰的方式去解說，越是能從他們沒有解釋的位置，找出值得懷疑的地方。
結語：在長期的例外生活中的自處
反修例運動仍在進行中，香港人的生活已處於一種長期例外的狀態。被問及該如何自處，張可森認為，當整個運動以至是整個社會都隨時在改變，最好的心態就是放棄回到日常。「即是，已經回不去日常。在一種新的生活狀態中，你確信這種狀態有其意義，這樣的轉變也是一件好事。」
葉梓誦引述班雅明（Walter Benjamin）的說法：「所謂正常的狀況才是災難的所在」。他說：「所有分析、討論、理論，最後都總要回到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在實際日常生活的層面，必須在每一個範疇有一種新的生活狀態、更多的反常（violation）。關鍵在於，如何找到一個新的生活或生存方式，能夠令所有人的生活好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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