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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香港的夏天讀哈維爾的《無權力者的權力》(下):談香港抗爭與文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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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香港的夏天讀哈維爾的《無權力者的權力》(下):談香港抗爭與文藝

【上篇】於香港的夏天讀哈維爾的《無權力者的權力》(上):談香港人面對的「後極權主義」

面對上世紀雄霸一方的蘇共,捷克前總統瓦茨拉夫.哈維爾(Václav Havel)的筆鋒幾乎從不退讓。在其經典名作,《無權力者的權力》(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他以獨的視點,對「後極權主義」(post-totalitarian)作出嚴厲的批判。

「世界工人團結一致!」這是蘇共時代,捷克斯洛伐克人每家每戶要說的口號。它的身影甚至遍佈了菜店的洋蔥和胡蘿蔔之間。[1] 這是為了甚麼?「後極權主義」比傳統的獨裁政府更恐怖的之處,是它那無聲滲透的意識形態。

當然,意識形態不一定有道德善惡之分,「後極權主義」政權真正的問題,是它以謊言包裝權力者之間的利益勾結,甚至是殘暴的惡行。「後極權主義」政府並不只以謊言欺騙人民,還透過潛移默化,使人失去辨別謊言能力(詳看上篇)

即使不說「後極權主義」的意識形態建構,只要眼見香港近來的事態,便不難發現政府的謊言。而書中有一句幾乎說中了所有抗爭者的心聲:「它偽造過去。它偽造現在;偽造未來。它偽造統計數據。它假裝不擁有一個可隻手遮天和毫無原則的警察機構。它假裝尊重人權。它假裝沒誰受到迫害。它假裝甚麼都不怕。它假裝沒有假裝。」[2]

政府一次又一次地縱容警察的暴行;在所謂的警察例行記者會上,警方發言人一直假裝有可謂的辦法原則。一直以來的假裝,卻使很多香港人都憤然地加入了抗議和不合作運動。哈維爾之所以用「無權力者的權力」(或解作「非常無力」的捷克原文「Moc bezmocných」),正是想要指出,作為最普通、最無權力的人民,在抗爭上卻具有舉足輕重的權力。

 

選擇活於真相:獨立的思考者

試想像有一天,我們的菜販突然打破了常規,耍性格不再擺放口號。他放棄在明知是一場鬧劇的選舉中投票。他開始在政治會議上說出自己真正的想法。 他甚至找到力量,跟良知驅使他去支持的人站在同一陣線。在這場反抗中,菜販從活在謊言之中走了出來。他拒絕這種儀式,違反了遊戲規則。他重新發現了被壓抑的身份和尊嚴。他賦予自由一種具體的意義。他的反抗是企圖活於真相之中。[3]

哈維爾認為,反抗是嘗試活於真相之中的第一步。反抗從來都不容易。在警察濫用暴力的時候,一些人即使看到確鑿的證據,甚至是自身身受其害,仍然選擇要自我欺騙。反抗之困難,在於人所面對的是一個巨大的意識形態──在這個環環相扣的信念網裡,撼動一個微小信念都必牽一髮而動全身。但從另一個角度看,只要站起來一次,人們要會重新發現一直被壓抑的身份和尊嚴,繼而決定不再活在謊言裡。

可是,單從滿佈謊言的意識形態裡自我抽離,並不全然等於活在真相──畢竟,從「後極權主義」的意識形態變成「反後極權主義」,並不算掌握了自己存在的本質。因此,哈維爾才會說,只有透過成為「社會上獨立的精神、社會、政治生命」,才算是真正的活在真理之中。

如此簡單的一個道理,哈維爾早在二十多歲時寫下劇作《庭園派對》(The Garden Party)中表達過了。道理雖淺,卻意味深刻。一路走來,我們都強調不再需要「大台」,強調個人決策和獨立判斷,這不正是獨立的精神生命的最佳展示?

近來,我們經常聽到「放核彈都唔割席」的論述,又聽到支持政權的人之所以強大,在於他們無論如何都不割席的處事原則。在表面看來,這意味着抗爭者跟支持政權的人一樣,背後都有一個共同的陣營,需要靠互相支持維繫。但只要細心一想,便能洞悉,支持政權的人之所以從不割席,是因為他們從一開始就沒席可割──他們活於意識形態的單一價值觀裡,割席因此成了生存價值的崩塌。相反,抗爭者經常要面對會否割席的議題,正因為他們決心追求公義的精神:

將一類知名的、突出的「持不同政見者」制度化,實際上等於否認其活動中的內在道德性質。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那樣,持不同政見的運動源於平等這個原則,基於人權與自由不可分割這個概念。[4]

畢竟,社會的公義與真理,並非像「後極權主義」政府的謊言,任由它說了算;也不會像不廢功夫的恩賜,從天而降。說到這裡,也不難想像,所謂真理其實遠比謊言複雜、含糊(正因如此,一些人才會寧可活在廉價的謊言中)。但正如哈維爾所說,活在真理的原則「基於人權與自由不可分割這個概念」。

 

「持不同政見者」:違法的暴徒?

何謂「持不同政見者」(dissidents)? 總的來說,那是指要活在真理的人。也就是,其實一個人只要想活在真理,便等於跟「後極權主義」政府的意識形態對着幹。

這是一般意義下的「持不同政見者」。但在香港的這埸運動中,持不同政見者常被指稱為搞破壞的暴徒,或是賣國賊。這當然是「後極權主義」政府常用的煽動技倆。到了現在,持不同政見者常要面對一些看似有理,但或是無理的指控。

首先,是所謂的法治問題。顯然地,持不同政見者的好些行為觸犯了香港的法律,其中最為令人畏懼的,可能是暴動罪。暴動罪或有它存在的必要,但在這個世道,卻成了當權者要用來威嚇人民的手段。在惡法當前,人的良知才是對錯的衡量準則。

其次是對使用暴力的理據。抗爭者可以使用一定程度的武力嗎?可以的話,有甚麼情況下才適用?對於這點,哈維爾說:「一般來說,唯靠以暴易暴才能阻止直接的暴力,或沉默被動實際上意味着支持暴力的情況下,『持不同政見的』態度才會接受暴力作為極端情況下的必要之惡:例如,讓我們回想一下,歐洲和平主義的盲目,是釀成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因素之一。」[5] 事實上,在九十年代南斯拉夫的內戰時,哈維爾就曾以總統的身份,支持北約轟炸南斯拉夫,提早結束多年的內戰。對於這做法,捷克當時只有三成的民眾表示支持。支持暴力從來是難以啟齒的事,那怕是必要的暴力。

 

「持不同政見者」:以藝術作為跟意識形態對抗的手段

根據哈維爾的看法,持不同政見者不一定需要參與抗爭和不合作運動。他說過:「如果『持不同政見運動』的基本責任是捍衛真理〔…〕那麼,這種方法的另一個階段,也許是迄今為止最成熟的階段,就是瓦茨拉夫.本達(Václav Benda)所謂的並行結構的發展(the development of parallel structures)。」[6]

聽來複雜的用語,實質上是指以意識形態以外的力量與之抗衡。哈維爾稱之為「第二文化」(second culture):一種以非主流音樂和另類文藝創作等構成的文化。作為詩人和劇作家,哈維爾自然想要重點說明文藝於抗爭中的重要性。

藝術從來都是利害的意識形態武器──又或者說,蘇共本身就是這方面的專家。既然是意識形態武器,就難保它有反意識形態的作用。我們可以反問,在「布拉格之春」之時,一眾文人作家被禁聲,卡夫卡故居前的半身像也被一輛坦克的炮口正面對着,是所謂何事?哈維爾把這些都看在眼內,當然明白「後極權主義」政府所畏懼的事。到後來1976年,迷幻搖滾樂隊宇宙塑膠人(The Plastic People of the Universe)成員被捕,以至引發連哈維爾在內二百多名文化人簽署《七七憲章》(Charter 77),都成了哈維爾抗爭思想的靈感來源和實驗場所。

甚至,到了中共政權如日中天之際,也有人曾經以「七七憲章」作靈感來源,想要在中國推動自由等普世價值。那叫《零八憲章》。其後所發生的事,就不必在這裡重提了……

在上篇,筆者提到,香港人所面對的困難,還在於活在金錢至上的意識形態價值觀裡。政府一招以經濟發展作為威脅,便使得一些人被迫退縮。哈維爾所面對的「後極權主義」似乎還不至如今香港人所面對的糟糕。這個時候,街上的抗爭者幾乎已經是千方百計了;作為文藝創作者,也必須是奮力建立「第二文化」,爭取體制以外的力量。

在〈故事與極權主義〉(Stories and Totalitarianism),哈維爾以獄中朋友的哮喘病為引旨,寫下自己在獄中的所見所聞。在「後極權主義」的社會裡,監獄反以成了真實世界、「前極權主義」(pre-totalitarianism)時代的寫照。這不禁讓人為香港現時的處境感嘆。這一代的香港人似乎都受着某種「哮喘病」的折磨。只是,有些人選擇假裝若無其事,有些人選擇面對現實的不適感……

 

 

注釋

[1] Václav Havel, 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 (Vintage Classics, 2018), ch III.

[2] ibid., ch IV

[3] ibid., ch VII

[4] ibid., ch VIII

[5] ibid., ch XVII

[6] ibid., ch XVIII

 

參考文獻

Havel, Václav. 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 Edited by Paul R. Wilson, Vintage, 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