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bpx

「平庸之惡」以外的幽暗人性(二)──《鄰人:面對集體憎恨、社會癱瘓的公民抉擇》中的歷史謊言

SampleX微批文學媒體計劃 書評

「平庸之惡」以外的幽暗人性(二)──《鄰人:面對集體憎恨、社會癱瘓的公民抉擇》中的歷史謊言

「對於沒有發生過的暴行,我們不求寬恕原諒。上帝幫助我們。」

2001年7月1日是耶德瓦布內屠殺猶太人的六十週年紀念,當時的波蘭總統與天主教團體對滅猶事件公開道歉,表達悔恨,但小鎮居民拒絕參與悼念活動,並在窗戶貼上抗議標語。悼念活動進行時,鎮上不斷干擾的教堂鐘聲──從他們的行動表示,他們都拒絕為屠殺負責。

《鄰人》所記錄的種種屠殺事件,因為過於殘忍和滅絕人性,讓人難以直視,而波蘭人作為屠殺的執行者,無法面對自己的殘忍,也無法從這段黑暗的過去中自省到自己的不堪。

格羅斯在挖掘真相的過程中,發現早在戰後的四十年代末,波蘭政府沒有重視看待小鎮屠殺事件,只是倉促地審理案件,把被告定罪為「協助德國政府,參與逮捕猶太居民的行動」,「之後這些居民被德國人燒死」,甚至連判決書表上的大屠殺日期出錯,也沒有立刻糾正,在此可見官方對於案件的草率態度,也簡化了事件內在的複雜性,把屠殺猶太人的責任歸咎於德國人。

但是事實比書面歷史複雜多了,庭審紀錄中被告與證人所提供的證詞前後不一,時而鉅細靡遺地敘述案情,時而無法記起先前提供的案情細節;或是不同人之間的證詞有矛盾的地方,讓事情真相變得模糊。其中,一位擔任德國憲兵的廚娘提到德國人沒有打過猶太人,只看到波蘭人殺猶太人,但四個月後,這位證人卻提到案發當天「自己為六十名蓋世太保做了晚餐,他們是從其他前哨站來的」。但被告卡羅爾.巴登卻指出廚娘的陳述是偽證,在大屠殺當天他沒有看到任何蓋世太保或憲兵。

在此,作者沒有判定到底有沒有人捏造證詞,只是把資料出來呈現供讀者對照,讓我們帶著批判性的態度閱讀歷史,就算是官方的歷史資料與證據,也會有值得存疑的地方。其中,庭審的被告證詞很可能弱化自己參與屠殺的程度:一個被判十年刑期的被告說自己拿著木棍,在廣場上坐了十五分鐘,因為不忍直視屠殺場景所以回家去;提供煤油與搬運煤油的波蘭人說他們只負責搬運,沒有參與屠殺行動;當地居民都不承認自己侵吞猶太人的房子,他們只是「認領」或「借用」……這些陳述與言辭可見他們試圖弱化自己的殘暴行為,這背後的原因,或許是為了減輕法律刑責,或許是要逃過自己的良心責備,或許是出於心理上的自我防衛機制,無論是甚麼原因,對於他們自身或後人對這段歷史的認知,也籠上了掩蓋真相的迷霧。

格羅斯要攤開耶德瓦布內屠殺的歷史,並不是指斥波蘭小鎮居民是十惡不赦的殺人狂,而是透過事件重新審視我們以往對二戰的看法。事實上,「最終解決方案」(Final Solution)是納粹的構想,目的要清洗猶太民族,但「最終解決方案」的執行者,都沒有強迫當地民眾直接參與謀殺猶太人,只是容許甚至鼓勵民眾迫害猶太人。耶德瓦布內只是眾多發生猶太屠殺的村鎮的其中一個,或許在波蘭甚至其他國家的某個村落,發生過更血腥的猶太屠殺。最可怕的是,殺或不殺猶太人的道德問題,落在普通民眾的手上,無數的民眾卻選擇後者──並親手殺害猶太人。

固然,屠殺者的動機是複雜的,除了累積日久的反猶情緒,作者提醒我們不要忽視他們執行暴力的誘因。從被告的自傳中,可見不少被告先後為蘇聯政府和德國政府辦事,參與猶太屠殺,某程度上是為了討好極權政府,也可以順勢掠奪猶太人的財產,一舉兩得。人類總是會因應時勢做出有利於自己的抉擇,並為抉擇想出合理的緣由,而屠殺在戰爭中的誘因,讓民眾更容易摒棄道德,殺害別人。

對於自身的不堪,選擇遺忘或記憶,是一場良知的鬥爭。

作者引用《波蘭共和報》2000年5月19日的報導,可見耶德瓦布內居民對大屠殺的態度:

在耶德瓦布內,人人都知道〔屠殺猶太人的〕的真相,但人們過去從未公開談論。〔2000年〕5月13日星期六,在一次集體為國家祈禱的彌撒中,當地神父號召教區居民一同為戰爭受難者祈禱,他們因某些人為滿足自身私慾和貪念所犯下的罪行而失去生命。

屠殺事件成了鎮民彼此間不能公開的集體記憶,他們不曾忘記過自己的惡,但無法公然承認自己的錯誤。一年後,同樣的小鎮居民公開表明鎮上「沒有發生暴行」,在公眾面前,他們選擇要抹去這段歷史──為了自己,更為了整個民族。

記憶的選擇是為了建構民族身份,格羅斯指出「戰爭神話」能讓民族建立出自我認同與自我形象:「在所有社會中,戰爭都是一種創造神話的經歷。」要建構出一個民族的「自我形象」,會牽涉到「集體認同」(collective identity),而波蘭人也藉由二戰受害者的「神話」建構出一種民族的「集體認同」。在二戰德國佔領時期,很多波蘭天主教教徒被迫害,讓波蘭人深刻的認為「受害者」,戰的波蘭社會流傳著受害者被殺掉、囚禁和流放的傳說。但這種「受害意識」(victimization)的心態,某程度上也減輕自己加害猶太人的罪責。

顯然,波蘭人的二戰「神話」沒有把波蘭人與德軍通敵的事蹟放進去,事實上,有很多波蘭民眾都熱烈歡迎德軍,普遍與德軍合作,甚至參與屠殺猶太人的活動,但這些歷史在波蘭民族建構的「集體認同」中隱去,波蘭人對德軍的態度也成了波蘭史中的禁忌。

從「創造神話」到建構民族的「自我形象」和「自我認同」的過程中,必須要審視歷史的真實性,以及重構和敘述歷史的意義。當歷史學家各種歷史素材的時候,要瞭解到材料或許「有傾向性」或「偏差」,抱著質疑的態度整理,大量翻查資料,才能更接近歷史真相。然而,歷史書寫永遠無法重構事件的真實全貌,一個民族在建構歷史的過程中,可能會為了創造「想像的共同體」,選擇性地強調或忽視某些歷史事件──為了建構民族的「自我形象」,有時候,整個國族的歷史會出現一個大謊言,「為了矯正不堪的過往,不得不自欺欺人地將歷史以自己的方式重新講述一遍。」當謊言一再被敘述,似乎就成了事實。

透過這個波蘭小鎮的屠殺事件的敘述,作者想建立新的歷史觀,透過歷史事件細部的挖掘和調查,挑戰主流的歷史敘述,撼動主流大歷史的權威性,讓讀者和歷史學家們對歷史與政治、歷史與國族認同之間的關係,有更廣闊深遠的省思。

歷史書寫是建構民族自我形象的手段,某程度上,也是政權統治思想統治的手段──當中可能會有隱瞞或捏造的成分,但總會有歷史學家會為了求真而努力,讓歷史真相浮出地表。

發表迴響

這個網站採用 Akismet 服務減少垃圾留言。進一步瞭解 Akismet 如何處理網站訪客的留言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