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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種思想操練的「五四」──《觸摸歷史:五四人物與現代中國》代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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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種思想操練的「五四」──《觸摸歷史:五四人物與現代中國》代序

* 原文刊於《觸摸歷史:五四人物與現代中國》(香港:中和,2019

十年前,我在《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的「導言」中說過:「人類歷史上,有過許多『關鍵時刻』,其巨大的輻射力量,對後世產生了決定性影響。不管你喜歡不喜歡,你都必須認真面對,這樣,才能在沉思與對話中,獲得前進的方向感與原動力。對於二十世紀中國思想文化進程來說,『五四』便扮演了這樣的重要角色。作為後來者,我們必須跟諸如『五四』(包括思想學說、文化潮流、政治運作等)這樣的關鍵時刻、關鍵人物、關鍵學說,保持不斷的對話關係。這是一種必要的『思維操練』,也是走向『心靈成熟』的必由之路。在這個意義上,『五四』之於我輩,既是歷史,也是現實;既是學術,更是精神。」十年後重讀這段話,我依舊堅持此立場。在此就談以下四個問題:第一,為甚麼是「五四」;第二,風雨兼程說「五四」;第三,「走出」還是「走不出」;第四,如何激活「傳統」。

 

一、為甚麼是「五四」

晚清以降,面對「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一代代中國人奮起搏擊,風雲激蕩中,出現眾多波瀾壯闊的歷史事件。有的如過眼雲煙,有的欲說還休,有的偶爾露崢嶸,有的則能不斷召喚閱讀者與對話者──「五四」無疑屬後者。五四運動的規模並不大,持續時間也不長,為何影響竟如此深遠?我用以下三點理由,試圖做出解釋。

第一,五四運動的當事人,迅速地自我經典化,其正面價值得到後世大部分讀者(尤其是青年讀者)的認可。有的事件嚴重影響歷史進程,當初也曾被捧到天上,只是經不起後世讀者的再三推敲,逐漸顯現頹勢,甚至成了負面教材(如太平天國或文化大革命)。五四運動的幸運在於,剛剛落幕便被正式命名,且從第二年起就有各種各樣的紀念活動。可以這麼說,「五四」成了近百年來無數充滿激情、關注國家命運、理想主義色彩濃厚的青年學生的「精神烙印」。長輩們(政治家、學者或普通民眾)不管是否真心實意,一般不願意與青年直接對抗,故都會高舉或默許「五四」的旗幟。

第二,五四運動雖也有「起承轉合」,但動作幅度及戲劇性明顯不如八年抗戰。不過,後者黑白分明,發展線索及精神維度相對單純,不像前者那樣變幻莫測、豐富多彩。如果不涉及具體內容,我曾用三個詞來描述「五四」的風采。第一是「泥沙俱下」,第二是「眾聲喧嘩」,第三是「生氣淋漓」。每一種力量都很活躍,都有生存空間,都得到了很好的展現,這樣的機遇,真是千載難逢。談論「五四」,對我來說,與其說是某種具體的思想學說,還不如說是這種「百家爭鳴」的狀態讓我怦然心動,歆羨不已。

第三,某種意義上,五四運動的意義是「說出來」的。回過頭來看,二十世紀中國,就思想文化而言,最值得與其進行持續對話的,還是「五四」。一代代中國人,從各自的立場出發,不斷地與「五四」對話,賦予它各種「時代意義」,邀請其加入當下的社會變革;正是這一次次的對話、碰撞與融合,逐漸形成了今天中國的思想格局。有的事件自身潛力有限,即便鼓勵你說,也不值得長期與之對話;有的事件很重要,但長期被壓抑,缺乏深入且持續不斷的對話、質疑與拷問,使得其潛藏的精神力量沒有辦法釋放出來。而五四運動的好處在於,既有巨大潛力,又從未成為「禁忌」。

 

二、風雨兼程說「五四」

歷史上難得有這樣的事件,當事人的自我命名迅速傳播開去,且得到當時及後世讀者的廣泛認可。塵埃尚未落定,1919年5月9日《晨報》上已有北大教授兼教務長顧兆熊(孟餘)的〈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學生之示威活動與國民之精神的潮流〉,5月26日《每週評論》則刊出學生領袖、北大英文系學生羅家倫的〈「五四運動」的精神〉,5月27日的《時事新報》上,張東蓀的〈「五四」精神之縱的持久性與橫的擴張性〉同樣引人注目──「潮流」「運動」「精神」,關於「五四」的命名與定性竟如此及時且準確。此後,一代代文人、學者、政治家及青年學生,便是在此基礎上建構有關「五四」的神話。說「五四」不僅僅是歷史事件,更是近百年中國讀書人重要的思想資源、極為活躍的學術話題,甚至可以作為時代思潮變化的試金石,我相信很多人都能接受。美國學者舒衡哲在《中國的啟蒙運動──知識分子與五四遺產》第六章「五四的啟示」中,辨析新中國成立後官方對「五四」的看法,以及諸多紀念活動和回憶文章,還有同時期知識分子的抉擇與掙扎。這一章的結語很是悲壯:「『五四』不只被看作鼓舞知識分子勇士的精神食糧,它將成為照亮中國的政治文化生活的一把『火炬』。」而我的〈波詭雲譎的追憶、闡釋與重構──解讀「五四」言說史〉則選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中國青年》《文藝報》等四種報刊,觀察其在五四運動三十周年、四十周年、五十周年、六十周年、七十周年以及八十周年時的社論及紀念文章,並將其與同時期的政治思潮相對應,看關於「五四」的言說如何隱含着巨大的政治風波、思想潛力以及道德陷阱。

不說那些意味深長的「故事」,以我有限的閱歷,也都深知聚眾談「五四」,一不小心就會溢出邊界,介入現實的政治鬥爭。談論李白、杜甫孰高低,或者評說《金瓶梅》《紅樓夢》的好壞,一般情況下是不會有太多聯想的──文化大革命除外;可說「五四」就不一樣了,因相互誤讀或有心人的挑撥,隨時可能由平和的學術論爭一轉而成了激烈的政治對抗。關於1999 年紀念「五四」的書刊及會議,我在若干小文中略有涉及,實際狀況比這嚴重得多。以致2009 年4 月23至25 日我在北大主辦「五四與中國現當代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時,認真吸取十年前的教訓,從時間到議題到人員的選擇,都仔細斟酌,可還是一波三折。外面的人只曉得北大與五四運動關係密切,有責任扛這個旗子;不知道北大為了這個「責無旁貸」所必須承擔的風險。可仔細想想,沒甚麼好抱怨的,為甚麼人家選擇在談論「五四」的會議而不是唐詩研究或金融會議上說大話喊口號呢?可見「五四」這個話題本身天然具有「政治性」──你想躲都躲不開。

近百年中國的風風雨雨,讓我輩讀書人明白,談論「五四」,不管你是沉湎學問,還是別有幽懷,都很容易自動地與現實政治掛鈎,只不過有時順風順水,有時則難挽狂瀾。去年秋天,我選擇在進京讀書三十年這個特殊時刻,盤點零篇散簡,湊成一冊小書,交給北大出版社,約定今年春夏推出,以紀念現代史上最為重要的雜誌《新青年》(1915–1926)創刊一百周年。當時絕對想像不到,會撞上如此「新文化研究熱」。今年一年,我先後接到十多場紀念「五四」或新文化運動學術會議的邀請;其中,北京大學最為「立意高遠」,準備年年紀念,一直講到2021年中國共產黨創建一百周年。

如此大規模紀念「五四」新文化,背後推動的力量及思路不一樣,有的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有的只是盲目跟風,但我相信其中不少是深思熟慮的。官員我不懂,單就學者而言,之所以積極籌備此類會議,有專業上的考慮,更有不滿近二十年中國思想界之日漸平庸,希望藉談論「五四」攪動一池春水的。

 

三、「走出」還是「走不出」

如何看待早就沉入歷史深處、但又不斷被喚醒、被提及的「五四」,取決於當下的政治局勢與思想潮流,還有一代人的精神追求。1993 年,我曾撰寫題為〈走出五四〉的短文,感歎「在思想文化領域,我們至今仍生活在『五四』的餘蔭裡」;可十六年後,我又撰寫了〈走不出的「五四」?〉,稱不管你持甚麼立場,是左還是右,是激進還是保守,都必須不斷地跟「五四」對話。從主張「走出」到認定「走不出」(後者雖然加了個問號,實際上頗有安之若素的意味),代表了我對「五四」理解的深入。

促使我轉變思考方向的,除了《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等專業著作,還包括「五四老人」俞平伯的詩文以及我前後兩次赴台參加「五四」學術研討會的直接感受。

1949年5月4日的《人民日報》第六版,刊登俞平伯、葉聖陶、宋雲彬、何家槐、王亞平、臧克家等文化名人紀念「五四」的文章,此外,還有柏生的〈幾個「五四」時代的人物訪問記〉。在採訪記中,俞平伯的回答很有趣:「五四」新文化人氣勢如虹,想做很多事情,「卻一直沒有認真幹(當然在某一意義上亦已做了一部分),現在被中共同志們艱苦卓絕地給做成了」;因此,這好比是三十年前的支票,如今總算兌現了。又過了三十年後,也就是1979年,俞平伯撰〈「五四」六十周年憶往事〉(十首)〔此組詩初刊《文匯報》1979年5月4日,又載《戰地增刊》第3期(人民日報社,1979年5月)時,改題〈「五四」六十周年紀念往事十章〉,文字略有改動。〕,除了懷念「風雨操場昔會逢」以及「趙家樓焰已騰空」,再就是將「四五」比擬「五四」,稱「波瀾壯闊後居先」。最有意思的是第十章的詩後自注:「當時余浮慕新學,嚮往民主而知解良淺。」比起許多政治人物的宏論,我更認同詩人俞平伯的立場:曾經,我們以為「五四」的支票已經兌現了;其實,當初的「浮慕新學」與日後的「竹枝漁鼓」,均有很大的局限性。1999年4月我赴台參加政治大學主辦的「五四運動八十周年學術研討會」,會後接受《中國時報》記者採訪,談及台灣民眾為何對「五四」不太感興趣,對方的解答是:「因為我們已經跨過了追求民主科學的階段。」當時我很懷疑,因為這很像1949年俞平伯「支票終於兌現了」的說法。2009年我赴台參加「五四文學人物影像」開幕式及相關論壇,發現年輕人對「五四」的興趣明顯提升。為甚麼會有如此變化,除了各大學「中國現代文學」課程的講授外,還與普通民眾不再盲目樂觀有關。我曾對照海峽兩岸關於「五四」的想像與闡釋,既看異同,更注重相互影響:

最近二十年,海峽兩岸在如何看「五四」的問題上互相影響。台灣影響大陸的,是對激進主義思潮的批評,尤其不滿五四新文化人對傳統文化的批判;大陸影響台灣的,是新文學不僅僅屬溫柔且文雅的徐志摩,必須直面魯迅等左翼文人粗糲的吶喊與刻骨銘心的痛苦。

這裡說的主要是文學與思想,實際政治比這複雜多了。

但不管怎麼說,輕易斷言我們已經走出「五四」的「餘蔭」或「陰影」,似乎都很不明智。作為歷史事件的「五四」,早就翻過去了;而作為精神氣質或思想資源的「五四」,仍在發揮很大作用。這本是平常事,為何我會糾纏於「走出」與「走不出」呢?那是因為,「五四」新文化人的豐功偉績,某種意義上成了後來者巨大的精神壓力。比如,北大師生最常碰到的責難是:你們為甚麼不再「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 如此「影響的焦慮」,導致我們談論「五四」的功過得失時,難得平心靜氣。其實,換一個角度,那只是一個與你長期結伴而行、隨時可以打招呼或坐下來促膝談心,說不定關鍵時刻還能幫你出主意的「好朋友」,這麼一想,無所謂「走出」,也無所謂「走不出」了。

 

四、如何激活「傳統」

中國人說「傳統」,往往指的是遙遠的過去,比如辛亥革命以前的中國文化,尤其是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其實,晚清以降的中國文化、思想、學術,早就構成了一個新的傳統。可以這麼說,以孔夫子為代表的中國文化,是一個偉大的傳統;以蔡元培、陳獨秀、李大釗、胡適、魯迅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也是一個偉大的傳統。某種意義上,對於後一個傳統的接納、反思、批評、拓展,更是當務之急,因其更為切近當下中國人的日常生活,與之血肉相連,更有可能影響其安身立命。

人類文明史上,有時星光,有時月亮,有時螢火蟲更吸引人。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五四」的命運如坐過山車。上世紀八十年代,「五四」作為學習榜樣及精神源泉,深深介入了那時的思想解放運動;九十年代,「五四」作為學術課題,在大學及研究所得到深入的探究,但逐漸失去影響社會進程的能力;進入新世紀後,隨着「傳統」「國學」「儒家」地位的不斷攀升,「五四」話題變得有些尷尬,在某些學術領域甚至成了主要批判對象。而在日常生活中,你常能聽到好像「很有文化」的官員、商人、記者乃至大學校長,將今日中國所有道德困境,一股腦推給了「五四」的「反孔」。言下之意,假如沒有「五四」的搗蛋,中國不僅經濟上迅速崛起,道德及文化更是獨步天下。此類「宏論」之所以有市場,除了大的政治局勢與文化潮流,也與研究現代中國的學者們大都埋頭書齋,忙着撰寫高頭講章,而不屑於「爭論」有關。

我並不否認「五四」新文化人的偏激、天真乃至淺薄,但那是一批識大體、做大事的人物,比起今天很多在書齋裡條分縷析、口沫橫飛的批評家,要高明得多。(在我看來,「大國崛起」的過程中,缺的不是高度自信,而是如何保持清醒的自我認識,而「寬以待人」,並沒有過時──具體論述可以批判,但大方向我認為是正確的。)以及持續不斷的自我反省。在這個意義上,「五四」新文化人的「嚴於律己」)去年「五四」,我是這樣答澎湃網記者問的:1919 年的中國,各種思潮風起雲湧,諸多力量逐鹿中原,熱血青年只在救國救民、尋求變革這一點上有共識,至於旗幟、立場、理論、路徑等,完全可能南轅北轍。日後有的成功了,有的失敗了,有的走向了反面,今人只能感歎唏噓,不要輕易否定。經由一代代人的鈎稽與闡釋,那些長期被壓抑的聲音,正逐漸浮出水面;而那些陽光下的陰影,也日漸為後人所關注。如何看待林紓的捍衛古文、怎麼論述《學衡》之對抗《新青年》,以及火燒趙家樓之功過得失、學潮為何成為一種重要的政治力量、「五四」到底是新文化運動的推進還是挫折等,所有這些,不僅涉及具體人物評價,更牽涉大的歷史觀。這個時候,既不能抹殺已獲得的新視野與新證據,也不應該輕易否定前人的研究成果。通達的歷史學家,會認真傾聽並妥善處理「眾聲喧嘩」中不同聲部的意義,而不至於像翻烙餅一樣,今天翻過來,明天翻過去。在我看來,「五四」可愛的地方,正在於其不純粹,五彩斑斕,充滿動態感與複雜性。

我的基本立場是:尊重古典中國的精神遺產,但更迷戀複雜、喧囂卻生氣淋漓的「五四」新文化。我曾說過:「就像法國人不斷跟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對話、跟1968年的『五月風暴』對話,中國人也需要不斷地跟『五四』等『關鍵時刻』對話。這個過程,可以訓練思想,積聚力量,培養歷史感,以更加開闊的視野,來面對日益紛紜複雜的世界。」在這個意義上,對於今日的中國人來說,「五四」既非榜樣,也非毒藥,而更像是用來砥礪思想與學問的「磨刀石」。

今年各地學人幾乎不約而同地紀念「五四」新文化運動,在我看來,這既是大好事,也不無隱憂。因為,任何一個偶然因素,都可能使這「熱潮」戛然而止。(在中國大陸談五四運動表面上順理成章,其實潛藏着一個巨大的陷阱:那就是有心人的借古諷今,以及官員們的過度聯想。)能否堅持正常的學術論爭,包括與新儒家或國學家之間,改「隔山打牛」為「打開天窗說亮話」,有擔當而又不越界,是此次大規模紀念活動能否持續且深入展開的關鍵。以紀念《新青年》誕辰百年為開端,重新喚起民眾對於「五四」的記憶,接下來的幾年,只要不因觸碰紅線而引起激烈反彈,有國內外眾多學者的積極參與,不僅可以直接影響大眾輿論及某些具體專業(如中國現代文學史、思想史、文化史等)的發展,更可能重塑當代中國的精神氛圍及知識版圖。基於此判斷,如何兼及自信與自省、書齋與社會、思想與學術、批判與建設,將是我們必須直面的難題。

這是一個難得的歷史機遇,除了堅守自家學術立場,不隨風擺動外,還得有進取心,直接回應各種敏感話題(包括狙擊打着國學旗號的「沉渣泛起」)。某種意義上,這是對此前三十年「五四話題」升降起伏的一個反省:或許,談「五四」本就不該局限於書齋,解時代之惑乃題中應有之義。

 

2015 年6 月17 日初稿、7 月3 日修訂於京西圓明園花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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