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又如何可能?──評《寫托邦與消失咒》

書評

消失的,又如何可能?──評《寫托邦與消失咒》

《寫托邦與消失咒》是潘國靈用力最久最深的一本著作。前作《傷城記》、《失落園》、《親密距離》、《靜人活物》等可說是這本小說的胚胎雛型。所以《寫》連結整合了作者自身的小說世界,在其寫作路上具里程碑意義。

潘國靈左手寫評論,右手寫小說。論述上難以解決的問題,就留在文學裡解決。或許因為追求哲理深度,讀他的小說就如進入沉思麻醉的狀態,有種極待深陷的沉溺。這次讀《寫》,更常恍然覺看見一個寫作者的身影閃現其中。

故事以一趟旅程為軸,講述作家遊幽因創作關於「消失」的小說而消失,通過愛人悠悠的尋找路線,向外整合大量文化理論及文藝作品,以想像力構築出一個逼視寫作,甚至存在本質的異托邦(heterotopia)。從書名和故事看來,一部關於「寫作」的小說預言作者的「消失」,可見其核心始終扣合在「文學的存在」或「人的存在」這問題之上。

 

Paradise/Paradox?寫是「消失」:「我在寫作的療養院中度過了若許年。」

追尋潘國靈的創作歷程,抽絲剝繭後可以發現「寫」與「消失」是他創作上的呼應。當很多人已不再追問寫作意義的時候,他似乎在努力證明寫作是出走,是放逐,甚至是消失。他曾說:

如果你是藝術家,應該找到一個屬於自己的創作世界,隨著文字累積下來,你便逐漸砌出自己的城堡。[1]

在小說封底,我們首先讀到這一句故事梗概:

小說穿梭於雙重世界間,沙城與寫托邦,此處與他方。

Paradox(悖論)無疑是潘國靈的寫作執念,《寫》也是由雙重世界搭建。作者把龐雜的寫作形態納入秩序,把形而上的思考扯落在寫托邦與沙城,兩個空間時而分離時而重疊,虛實交錯地砌出自己的文字城堡。

城堡,一個寫托邦(Writopia),它提供了一種現實社會中可能的存在。但那裡並不是Paradise,而是Paradox[2]

寫作需立於生活,同時需封閉自己,向內深挖。是對現實的正視,也是逃循(或超越)。或許因為這種打從根本的相悖,小說選擇以「消失」作為重要概念,彷若進行一場思想實驗(Thought Experiment),觀照寫作的弔詭本質。

這場消失的實驗先從療養院開始:

我在寫作的療養院中度過了若許年。

療養院是生命和疾病之間的灰色地帶,暗示逃離、暫歇、過渡。小說開篇就以一種緩慢的基調牽引讀者,猶如從活生生的現實世界出走,在客觀世界後面建構出另一個空間。這座寫作的療養院甚至隱然與《魔山》、《挪威的森林》中的設置相互呼應。而讀者也漸漸「一人孤身或同行」,逃到書頁之中,尋找文學的應許地。

 

匱乏的沙城,有向更深處走:「這麼光亮的黑暗時代」

小說以心理刻劃、空間構造、沉思感悟為主調,亦涉及城市與寫作之間的微妙關係。

傅柯用異托邦試圖闡明空間安排與意識形態的密切關係,潘國靈的寫托邦亦然。因此在尋找的路線中,同時設置了沙城和寫托邦。小說彷彿將兩地圖像比讀,令讀者對「沙城」產生一種「迷路」情緒。

沙城大體是按照我城的生活面貌再現的,是作者在過去作品中常覆寫的地景,是久經凝視所描繪出來的都會浮生錄,包藏著我們這一代人碎化了的精神史。

雖已相隔一個世紀,但沙城人的精神狀態仍能體現齊美爾(Georg Simmel)的描述:彌漫著一種無以排解的強烈苦悶。按其說法,這種「憂鬱」來自「心靈缺乏某種確定的東西」[3]

對匱乏的刻畫是小說得以開展的關鍵。都市人要麼如很多沙城人,因怕空虛來襲而在浮沙上放逐物欲,麻木地「華麗安居」;要麼敏感如遊幽,意識到現實的虛無而尋找應許地。

遊幽拒絕的不僅是悠悠,還有和寫作衝突的整個世界。他清醒地意識到,寫作是他最渴切原初的欲望,自己的生命「非此不可」。

雖然在小說中他一直處於消失狀態,甚至是一邊緣人,但他是欲離而不能的。

遊幽(或後來的悠悠)只是繞開現實形相的糾扯,帶著寫作執念轉到療養院,渴望往深處的寫托邦,尋找生命的能量與原型。但這一路並沒有盡頭,故「消失」,或者只是「放空」,是「退場」,或是以退為進的「沉潛」[4]

位一體:「無名無姓,任我命名,是為文字最初的自由」

 名字是理解一個人的開始,遊幽、悠悠、[5]這三個主角名字反覆出現在潘國靈的小說,像鏡中之影一直印在讀者腦海。

《寫》以三個主角的交替重疊消解了主體,甚至是三位一體,進行一場深度的精神對話。例如在〈交換故事,演員〉一節,心一個人掏空自我上演分裂劇。又,把寫作者重新命名成「夜寫者」、「孤讀者」、「囚徒」等。名字的色彩向內壓縮,各自的介紹就像由夜來獨語所組成的沉吟對話錄。

另外,場景「書房」、「被包圍的場所」、「洞穴」等多是封閉的意象。各寫作族群的形象纏繞接合,精神上互通又互困,彷彿自己是自己的旁觀者,合成了一幅一體三面的自(字)畫像。

命名是對意義展開追問。沙城,寫托邦,遊幽,呈現隱匿,幽魅的狀態,是具變動可能的字。這些不穩定的意象鬆動了所謂名字的固定意涵,包含對寫作欲望的隱喻,是作者追尋的「文字最初的自由」。

 

在都市寫作的人如何安置自身:「沉思者」

 羅丹的沉思者(the thinker)[6]成為符號。他以封閉的形貌,跳脫身後複雜的背景,沉澱內心的激烈衝撞,俯視地獄,同時思考如何以創作解脫靈魂。

潘國靈曾說:

如何寫一個全然缺席但不斷「在」的人、不斷塗寫又不斷抺除、以沉降墜落來攀向存在的高點等,寫來有難度但也令我痛快。[7]

寫作帶來苦與樂,煎熬與神往,是一個由掙扎、解脫、快慰等組成的複雜世界,又是一個由矛盾、反思、解剖、頓悟等組成的沈思世界。

小說像一張手術台,作者像拿著解剖刀剖開身體,凝視自身。

透過悠悠和心二人互動,建立出遊幽宛如沉思者的形象。這個角度是寫者的視角,又是超越的視角,使隱閉的寫作狀態開顯,徹底展示糾纏自身的矛盾不安,立體地透視出一個作家的靈魂。

但當看清身外事物,自身卻異常迷失,寫作的人如何安置自身?

然後,讀者在「天堂與地獄之間」的寫作療養院,眾裡尋他千百度,發現一個作家(遊幽?悠悠?心?還是潘國靈?)托頭沉思。

 

文學的可能性:「寫下去便是」

《寫托邦與消失咒》通過複雜的思考,綿密迂迴的精神描繪,跳脫了「有用/無用」的窠臼,轉而闢出關於文學「可能性」的思索。文學的可能性就是要把這個「可能」虛擬地寫得現實。

文學不是到達,是從不同角度切穿。在各個場景變換中,《寫》提供了不同的入口,帶領讀者逸出主流意識的籠罩,穿梭於間,沙城與寫托邦,此處與他方。在種種可能與不可能的組合之間,慢慢恢復斷裂的連結,把一座「沙中城堡」拼湊起來,以「消失」挑動定位,虛擬地實現出「沙城」無所不在的文學可能。

這裡偶有海浪淹至,遇到大浪沖上灘頭,你的城堡可以毀於一旦。

那不正是沙城的本質嗎?

那不正是寫作的本質嗎?

 

注釋:

[1] 都會漫遊者──潘國靈城市書寫,〈星島日報〉,2016年1月19日。

[2] Para,意即反對。有趣的是很多意思不明的字眼都是以Para開頭。如Parasit(寄生物),Paradigma(範例)。

[3] Georg Simmel, ‘On Individuality and Social Forms’

[4] 筆者認為寫托邦雖空如荒原,但必須設置。因為如果沒有方向,尋索過程也就變得沒有意義可言。由是想起《野草》的過客,要從無中找出有,只可以不停往前走,走成路。

[5] 余心是潘首本小說《傷城記》中〈被背叛的小說〉的主角。跟米蘭.昆德拉《被背叛的遺囑》一樣,相同的人物一再於潘的小說中現身而且交錯出現,也是一互文(intertextuality)。

[6] 「這是一位裸男,蹲坐岩上,雙腿弓起。單手握拳抵住下顎,他在沉思。繁複的思緒在腦中緩緩交織,他絕不是一個夢想者,而是創造者。我便是如此製作了我的雕像。」沉思者最初的名字為詩人(The Poet),曾被認為是但丁的形象,但根據羅丹的說法與後人研究,目前多認為是「詩人」與「創造者」的化身。

[7]《字花》第62期

蘇苑姍

蘇苑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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