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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學的跨文化視野──《家在香港:非華人族群調查》序

書序

翻譯學的跨文化視野──《家在香港:非華人族群調查》序

本書四章,是香港浸會大學翻譯課程2017-2018年四年級同學必修科「跨文化研究與翻譯」的研究報告,得到本校全人教育教與學中心的教學發展基金支持,編輯成書,作為同學為社會生產有關知識之微懇貢獻。

2014年10月初,我照常回校上八時半的課,同學都在,我以為也是照常講課,但是話到喉頭,就是咽住説不出來,我實在無法把每年必講的經典題目向眼前的學生照常地又講一次,因為我開始懷疑,面對香港的新形勢和新需要,我一貫給同學講的,是不是真的能夠幫助他們面對未來的挑戰。

但做甚麽才能幫助同學面對未來的挑戰呢?恐怕老師做甚麽都無補於事,因為關鍵不在於老師能做甚麽,而在於同學能做甚麽。因此,我去年嘗試鼓勵「跨文化研究與翻譯」課的同學進行一整個學期的研究計劃,全班分成四組,每組鎖定一個香港非華裔社群為對象,對他們在香港的歷史和生活進行研究,以此作為他們認識香港多元文化的一個切入點。而且在研究之初,我們已經決定會將成果出版成書,因為我們堅信,大學生作為社會上新一代知識份子,不該只被動地接受資訊,而必須勤於找出事實、不怠思辯、主動地為社會生產知識。

也許,看到這裡,讀者會問:為甚麽翻譯課程的大學生要學跨文化研究?要研究香港的「少數社群」?我還是回到教育的初心: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翻譯作為一份職業,固然需要一套專門知識,這是每所翻譯訓練的場所都要照顧到的;但是大學不僅是一所職業訓練所,大學是提供教育──不僅是技巧培訓──的地方,大學是栽培全人的地方。容我在此與讀者分享我翻譯課程一位同事邱偉平副教授的一段話:「每個知識部門都掌握著一套了解世界的視野及解決問題的方法;世界在每一個階段都衍生出獨特的需要,那些需要就是該時代人類共同關心的命題。而每一個知識部門的責任,就是要運用自己掌握的那套知識,去與其他知識部門互動,共同解決該時代最急切的問題。」

翻譯學掌握的知識和視角是甚麽呢?難道就是斟酌詞句精絕妙韻嗎?翻譯,首先是與「他者」互動,是跨出自己的安全網,是越過現成的偏見,是承認、接受、擁抱多元是世界的真相。正是這視角,翻譯作為一種世界觀,讓接受翻譯學訓練的同學在全球化時代走到文化、外交、經濟、政治、藝術、商貿的最前沿。翻譯作為一種文本運作,是參與建立跨文化世界的具體實現;但是如果沒有跨文化的視野,翻譯恐怕只能是一份朝九晚五的工作,無法成為個體自主生活及思考方式的一部分。用陳舊的老話,以上兩者的分別,在於一無所有,還是作為世界的主人。

我知道同學不願意一無所有。面對香港的當下和不可知的未來,他們運用從翻譯學訓練出來的跨文化視野,可以為社會生產甚麽知識,與其他知識部門一起處理社會面臨最急切的問題呢?相信無論抱持任何政治立場的人,都不會反對多元和包容是所有民主社會的基礎;因此,我們的同學就嘗試以這個理想為前提,運用跨文化的視野,審視香港社會四個非華裔社群的情況。選擇這四個社群──泰國人、葡萄牙人、法國人、波蘭人──作為關注對象,開始時並沒有甚麽特別的理論或數據原因,是同學自己憑直覺的選擇,結果這四個社群的確呈現了各自在香港獨特的情況,也許證明了經過三年多的翻譯及跨文化思考訓練,同學已經修煉出某種對跨文化現象的本能觸覺。

本書是翻譯學士課程四年級同學的研究成果,其中有獨到的見解,也有非常幼嫩不足的地方。畢竟作者都是二十出頭的青年,這是在他們能力可夠的範圍之内,為社會生產知識作出的真誠努力;不足的地方,唯有請讀者包涵。本書得以出版,除了同學的堅持之外,也得力於出版人祝雅妍女士,她也是香港浸會大學文學院(人文學科)的畢業生,在出版過程中,對師弟妹循循善誘,大家獲益良多。我的合編者應亮先生及其中一位執行編輯黎家茵女士,一位是浸會大學的兼任老師,一位也是翻譯課程畢業生,他們兩位對這書的付出,也是遠超過正常的工作的要求。特別感謝翻譯學課程主任倪若誠副教授,他對翻譯學開放的態度是建立於他本身深厚學問的基礎,他對教育和知識的付出和對同學的信任,是我們最好的榜樣。浸會大學全人教育教與學中心主任王周綺華博士對同學的支持,實在是本書得以成書的關鍵。

最後,我引用浸會大學另一位同事的話,為這序言作結──人文學講座教授文潔華教授在2014年底有一次對我説:「我希望同學明白,如果他們真正愛香港,就一定要努力讀書。」

 

香港浸會大學
2018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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