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PLE》第八期「(仮)和平時代的戰爭武器」】《屍者的帝國》:舊瓶新酒的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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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PLE》第八期「(仮)和平時代的戰爭武器」】《屍者的帝國》:舊瓶新酒的人的故事

原文刊於《Sample》第八期「(仮)和平時代的戰爭武器」

《屍者的帝國》故事發生在1878年。當時俄羅斯帝國與大英帝國在進行爭奪阿富汗土地的「大棋局」、亨利.杜南成立的紅十字國際委員正會活躍於戰場上、美國南北戰爭落幕不久、大清帝國的吳淞鐵路剛剛建成、日本帝國踏入明治維新、猶太錫安主義正蠢蠢欲動……世界各個角落,都處於歷史的轉捩點。

天才科學家維克托.法蘭肯斯坦(《科學怪人》)引發「屍者革命」,為屍體注入廿一克的「虛擬靈素」化為勞動力的技術轉眼間遍佈全世界,滲透人類社會的每一處。

約翰.華生(《福爾摩斯》)是倫敦大學的醫科生,在學期間被凡.赫辛(《德古拉》)挖角,加入直屬於維多利亞女皇、以M(《007》)為首的華辛漢機關,成為間諜兼屍者技術員,奉命到英屬印度調查俄羅斯帝國的新型屍者技術。期後與星期五(《魯賓遜漂流記》)及伯納貝(《汗國遊記》)結伴,進入阿富汗尋找嘗試在傳說中的伊甸園所在地(《聖經》)建立「屍者帝國」的俄國人阿遼沙(《卡拉馬助夫兄弟們》)。與阿遼沙會談期間,他們得悉最初的屍者沙萬以及「維克托筆記」的存在……

 

載入賽博龐克(程式)的蒸汽龐克(屍者)

《屍者的帝國》有兩位作者:伊藤計劃和圓城塔。前者只寫了三十頁試稿就與世長辭;後者則是經過長達三年四個月的書寫和研究,將作品寫成數十萬字的代筆者。儘管兩人風格迥異,卻有一個共通點:他們都擁有理科背景,亦曾從事程式設計。在他們眼中,「屍者化」就是一種把死人變成「可編程人體」的假想技術,沒有別的象徵意義。

兩人將普及文化作品不可控制的喪屍(zombie),結合上世紀崛起的模控學(cybernetics),改造成一種可控制的成熟科技,作為勞動力的供應源。再設想這種科技會怎樣衝擊社會體制、國際秩序,以致戰爭形態。而與資本主義結合之後,又會發展出怎樣的產業生態?伊藤計劃在構思這部「科學怪人小說」時,把「屍者化」想像成由維克托.法蘭肯斯坦所引發的技術奇點(techological singularity),分岐出有別於現實的架空歷史(alternative history)。

伊藤計劃對於不同世代的作家在描寫同一個時代的故事時所呈現的差別,有很深入的觀察。他的文章〈蒸汽龐克/賽博龐克〉(スチームパンク/サイバーパンク)主張,「賽博龐克之父」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的蒸汽龐克小說《差分機》(The Difference Engine)雖然設定在1855年,但其實是賽博龐克科幻作品。《差分機》將大量科技產品如螢幕、信用卡、打字機、電腦等等,在前面加上「蒸汽」二字。換言之,《差分機》是把資訊社會的世界觀,嵌入到維多利亞時期的外殻裡去。

同樣的邏輯可套用在《屍者的帝國》身上。除了「屍者化」技術,此作還有查爾斯.巴貝奇的分析機、由海底電纜構成的全球通訊網、儲存屍者外掛程式的打孔卡片、對分析機輸入複雜指令的邏輯琴等等。這些科技產品,全都可以在現實找到對應的原型。屍者驅動系統的更新包會透過全球通訊網傳輸下載到屍者身上,這種現實稱為OTA(Over-The-Air)的更新發佈方法,與廿一世紀的軟件工業簡直如出一轍。兩人打從一開始就沒想過描繪真實的十九世紀。1878這個年份,只是一隻安裝了廿一世紀最新驅動系統的「百年屍者」。

 

大量存取公有領域(資料庫)的戲仿作

《屍者的帝國》小說分為三部。光是第一部的重要人物,已涉及至少八部作品。整部小說登場或提及的人物超過一百個,卻連半個原創角色都沒有。這是除「屍者化」技術以外,《屍者的帝國》另一個膽大之處:挪用大量真實(但已去世的)歷史人物與虛構角色,打破虛與實的隔膜,演出一部熱鬧的「死者」大亂鬥。

這些角色幾乎都有上百年歷史,屬於已經沒有版權爭議的公有領域(public domain),任何人都能用來寫戲仿作(parody)。雖然好像很好玩,但如要將角色的背景和歷史事件融入情節而不能有時序上的衝突,就需要大量閱讀和資訊整理,這絕對是一件苦差。《屍者的帝國》雖然是戲仿作,但結局甚至能跟《福爾摩斯》的開頭完美地接合,其考證的認真程度高到無法單純以「鬧劇」一詞概括。

二次創作是日本御宅族獨特的消費模式。御宅族透過延伸原作的世界觀與人物故事,來表現對原作的喜愛(或宣洩性欲望)。對他們來說,只要保持對原作的基本尊重,挪用現存的角色和設定是再自然不過的事。而伊藤計劃一鳴驚人的處女作《虐殺器官》,正是改寫自致敬小島秀夫遊戲作品《SNATCHER》的短篇同人小說《Heavenscape》。

相比起一般的二次創作,《屍者的帝國》的獨特之處,在於原作遠遠不止一部,不少作品更遭到「粉碎」。例如《科學怪人》的沙萬(The ONE),在書中他既是《聖經》的亞當,也是《演化論》的作者查理斯.達爾文(Darwin=The ONE)。如此「崩壞」的設定,完全看不出複製品需要尊重原作的態度。

評論家東浩紀在著作《動物化的後現代》,將九十年代以後御宅族的消費模式稱為「資料庫消費」。御宅族會將角色抽離作品,分解成「萌屬性」的集合,再與「屬性資料庫」進行對照和更新。運用類似的講法,《屍者的帝國》並非把「十九世紀」當成一個時代,而是一個設定和角色的資料庫。經典原作的「超越性」已消失無蹤,「作品」僅是一團離散的資料集(Data Set),可以肆無忌憚地存取和蹂躪。這是在廿一世紀、經歷了「光與電子穿梭萬物之間」的網絡世界的新世代作家獨有的創作風格。

 

廿一世紀帝國論

接下來,本作還有一個問題:如何看待「帝國」這一字眼?既然《屍者的帝國》沿用廿一世紀的意識形態,那我們也應該用同樣的眼光去理解它的「帝國」,而非當成指涉十九世紀史實的帝國主義。

廿一世紀關於「帝國」最重要的專書,要舉出邁克爾.哈特(Michael Hardt)和安東尼奧.內格里(Antonio Negri)合着著的《帝國》(Empire)。書中的「帝國」並非指不斷擴展疆界和殖民的主權國家,而是冷戰之後,在經濟全球化底下一種無形的、網狀的體系,是全新的壓迫性結構。兩人認為,權力的形態正逐漸從國民國家的「規訓」(傅柯),轉成「帝國」的「控制」(德勒茲與瓜格里)。「控制」與「規訓」的最大分別,在於「控制」直接介入生活,表面上給予受壓迫者自由,實際上透過改變規則、價格、環境等等因素,使受壓迫者會自動自覺做出滿足當權者的行為。

《屍者的帝國》表面上的國際秩序,是一般所認知的帝國主義舞台。各國出於自己的意志在打仗、殖民、建鐵路,但整個秩序其實都是建基在「屍者化」這門產業之上。一個國家可以肆意發動戰爭、搞工業化、振興經貿,但不能完全不用屍者當士兵、工人、物流搬運工和計算士,否則會被他國後來居上。「屍者帝國」並非單一的霸權國家或某種支配性思想,而是完全倚賴「屍者化」技術的整個世界。

一旦「帝國」的底層構造發生問題,將會有不堪設想的後果。《屍者的帝國》第三部,沙萬解開了「屍者化」技術之謎。人的靈魂,其實源自一種特殊菌株。古代有一隻猴子被菌株寄生,從此獲得自我意識,成為人類。這種菌株分為不同派系,而派系之間的拉扯所達至的平衡狀態,就是「意識」。「屍者化」技術其實是將人死後殘留在屍體的一些菌株,改造成不死的狀態,繼續活動。這些菌株不再彼此鬥爭,反而「一黨獨大」,完全服從外來指示。故此屍者能夠輸入程式,執行各種命令。隨着「屍者化」日漸普及,這些「積極派」菌株在全球所佔的比例將會不斷上升,屆時也許光是吸入一口空氣,體內的「保守派」菌株就會被「積極派」掩沒。所有人類會自動變成屍者,世界將變成真正的「屍者帝國」。

「菌株理論」無論在遺稿抑或原初大綱都不曾存在,這是圓城塔以自己的方式對伊藤計劃的思想作整理。《虐殺器官》講述理解語言的器官、深層文法以及語言操縱人意識的可能性;《和諧》討論「意識」這一「模式」被刪除,以及沒有意識的「後人類」可透過輸入程式碼產生情感反應。「菌株理論」則是兩者的統合。一方面,人的意識是由菌株派系鬥爭所湧現(Emerge)的一種「模式」(對應《和諧》的情感模組);另一方面,有一派的菌株會完全遵從外來的程式碼或特殊語法(對應《虐殺器官》的「虐殺文法」和「語言是一種器官」,以及《和諧》的ETML語言)。

《屍者的帝國》結尾所預言的「屍者帝國」,與《和諧》啟動了「和諧程序」之後的世界幾乎一模一樣。《和諧》的原標題是「生命的帝國」(生命の帝国),兩作可謂互相呼應,象徵兩種「帝國」之間的過渡。如果說《和諧》那種令人窒息的「温柔」──「生命主義」是「規訓」的極致,那《屍者的帝國》以「屍者化」為命脈的世界秩序便是「控制」的極致。

 

新的小說感性

假如將《屍者的帝國》故事與「屍者化」技術,當成殖民主義、階級壓迫和奴隸制度的隱喻去分析,將注定失敗。

「失敗」並非指分析不會有成果,而是會把作品簡化成跟任何「政治正確」作品同一副模樣,喪失理解作品獨特性的鑑賞能力。這種近乎反射動作的評論角度,過去已把大量作品視為千篇一律,藉由強調作品中喪失自由的個體,來謳歌當下社會的進步,或警惕自由得來不易。這沒什麼不好。只不過,當我們正面對瞬息萬變的資訊社會,是否應該思考一下,每個世代的作者其實跟大眾一樣,不斷在變化,一直都在獲得新的感性?

《屍者的帝國》是披着蒸氣龐克外皮的賽博龐克科幻小說,描述的是資訊社會而非工業社會;《屍者的帝國》把「十九世紀」當成角色與設定的資料庫,真實與虛構的資料被平等地看待;《屍者的帝國》視「帝國」為圍繞屍者生產與軟件開發的全球產業鏈,而不是以國民國家為中心的新帝國主義。從以上可見,《屍者的帝國》同時吸收了八十年代的賽博龐克運動、九十年代日本御宅族的二次創作與「資料庫消費」,以及零零年代針對全球化的「帝國」論述。相較於隱喻性、歷史性和思想性,其世界觀更傾向技術性、資料性和物質性。這是廿一世紀、特別是資訊科技出身作者擁有的特殊視角。隨着軟件開發普及化,科技從業員轉職成為科幻作家已經屢見不鮮,當中不少甚至步入主流。香港有譚劍,台灣有朱恆昱,中國大陸有陳楸帆,日本另外還有藤井太洋。我們對科幻文學的理解方式,也許是時候更新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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