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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社區書寫到街道書寫:訪樊善標教授談香港文學地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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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社區書寫到街道書寫:訪樊善標教授談香港文學地景

時間:2017.9.12

地點:香港中文大學

 

我希望文學可以成為突破日常生活規則的力量

黃宗潔(以下簡稱黃):這幾年來,香港變化的速度非常快,快速建設的背後是地景與記憶的消失,區域文學的寫作成為近年香港文學創作的重要主題亦與此有關。當然,文學散步的概念前已有之,但今時今日的文學地景之書寫,我感覺有着更強烈的焦慮甚至使命感在其中。包括您之前主編的《疊印》,不只使得時間、空間與人之間產生了交集,也藴含着「認識」與「記憶」香港的意義。在這個過程中,有個很重要的意義是讓我們體會到香港的多重面貌,而不再只是籠統的城市印象。

另一方面,我注意到香港的社區文學地景,更逐漸從社區化走向街道化的寫作模式,我認為這是很有趣的現象。在台灣,我們的地誌書寫,雖然也走向個人化與分區化的細緻開展,但並沒有那麼明確地以城區或街道來建構的概念,香港是很有意識地在推動這件事,尤其這兩年香港文學生活館辦的「我街道、我知道、我書寫」計畫,已經累積了不少很有意思的城市記憶。因此首先想了解您對香港這幾年地方書寫的想法。

 

樊善標(以下簡稱樊):香港城市變化速度相當快,這個說法其實從三十年代就有,但有趣的是,為甚麼現在我們對於社會發展迅速,城市面貌變化很快,會有這種想要把舊東西保存下來的反應?你的題目讓我想到,1982年的時候有位叫俞風的作家有篇文章〈那時候的電車〉,他在理工學院畢業幾年後,發現電車有很多變化,有些過去沒有的型號,令他聯想到城市變化太快,就覺得要把城市的變化記下來。往往在我們沒有注意的時候,城市就變了,這個感受是一樣的,但有趣的是,那篇散文沒有把城市的變化,聯繫到要保存本土的東西,他只是從個人的精神世界去談,覺得城市的改變跟自己的成長是同一件事,所以對成長的經歷,有很強的不捨感。

也就是說,以前的人並不覺得城市變化跟本土意識有關,這跟先有民族主義再有民族是同一回事,我們發明了香港本土性的概念,然後就把很多現象跟它連結在一起。黃佩佳的《香港本地風光》,是1930年代報紙專欄的集結出版,內容很多元,當然也提到城市變化很大,但並沒有今天那種對地景消失的不捨感受。

現在的香港因為面對很強的威脅感,所以我們的想像力都朝向同一個方向。這幾年辦了許多文學散步的活動,跟你說的街道書寫、地景書寫有關係,但街道書寫、地景書寫對我來說其實是種手段,我更關注的是文學的創作跟閱讀,我希望做的是讓沒有文學讀寫經驗的青年學生,去體驗一下甚麼是文學的經驗,他們不一定要繼續寫繼續讀,但至少不會覺得其他人喜歡文學很奇怪。怎樣可以讓本來對文學完全沒興趣的人接觸文學?我覺得文學散步是很好的辦法。如果要他在室內念文學,他可能沒有興趣,但如果把他帶到現場,有一些課外活動,可能帶給他感受,這是讀的方面;到那個地方後,他能對應到這個地方和文本裡面同異之處,可能會發現一些寫作的竅門,了解為甚麼作家要這樣寫,透過這種實地的體驗,民眾可以試寫,得到一些文學的經驗,我的原意是這樣,所以文學散步只是其中一種方法。

我教文學創作時,也試過梁秉鈞的一種方法,就是請學生在街道上或公共空間聽別人說話,把對話記錄下來後,再想想如何運用這個對話寫作。這遊戲的原意,就是看到原本日常環境中本來沒有注意到的角度,文學散步也是如此。換個角度、換個心情的話,他們就可以發現一些過去沒有發現的,我需要這種新鮮感。我希望文學可以成為一種突破日常生活規則的力量。因此如果香港文學都走向太同一化的地區寫作,反而是讓人擔心的。

舉例來說,我曾帶中學生去九龍城,裡面有許多小店,他們去玩一天,書寫時都說九龍城是一個有人情味的地方。但我會問他們:你真的感受得到那小店對你而言的感情嗎?如果真的感受到,你就寫,但若你沒有感受到,就不要寫。你得先理解、先體會,再說愛它或恨它,而不是去歌頌對地方的愛。如果真的理解,應該會傾向於愛,但就算要恨,也會是有理由的恨,最害怕就是人云亦云。

 

文學散步就是為了衝擊任何固定的想像

黃:而且最後變成停在表面上,停在悲傷或懷舊,或對消失的憤怒等等,但有時社會會因此陷入一種集體的悲憤,到最後那悲憤也會被簡化,不見得是好事。

 

樊:對,我覺得最大的問題在於簡化。所以文學其實是對於簡化的一種衝擊吧,文學可以把事情複雜的一面講出來,到舊區說有人情味,這是一種簡化,我希望他們能夠去想,或者去觀察,論述好與不好的地方在哪裡,能有自己的聲音,有自己的自覺。文學散步是提供一些機會,希望每個人找到觸動自己的東西,可能是一條街道,可能是一個地區,也可能是其他事物。

這幾年辦活動,比較開心的是看到同學喜歡寫作,雖然為數很少,但這些初中的學生會開始自發地去參加文學活動。另一方面,我們凝聚了一些中學老師,這些老師對文學有興趣,但沒有那麼多機會與其他作家或老師聯繫,通過我們的活動,他們可以彼此交流。第三方面,因為文學散步都是請比較年輕的作家幫忙帶隊,《字花》近年也辦了不少類似的活動,例如請作家帶同學去看螢火蟲、寫生、賞鳥等等,也順帶推動了他們寫香港地景文學。

 

 

黃:這點滿有趣的,變成現在的香港作家同時需要有導覽的能力。例如看螢火蟲跟賞鳥,一般來說並不會跟作家身分產生連結,若十八區的地景書寫都要找類似劉克襄這樣,原本就具備導覽能力的作家來寫,顯然會有困難,換言之,作家要自我累積導覽的能力跟興趣。

 

樊:有一次《字花》的編輯,邀請我跟韓麗珠每人帶一組同學,去一些有歷史背景的地方,導覽人員是位大學生,自己蒐集資料做導覽,之後才是我跟韓麗珠找個地方,跟大家討論作品,這地方的歷史、文學作品和參與者寫的東西其實是獨立的三個部分,但透過這樣的活動策略,希望參與者透過地景,找到文學閱讀的方法,激發創作靈感。《疊印》的十八區書寫,原本是從文學出發的規劃,後來各區都找到了在當地成長的作家參與,我覺得這也是活動的推動力,一個作家帶了幾次該區的導覽後,會紀錄其中的過程,引發更多類似的書寫。

 

 

黃:在這樣的狀況下,我們可以把作家對應到某個地方,作家的寫作與地方記憶相互加強,有很鮮明的標籤。另一方面,也有越來越多人開始由自身生活經驗與空間出發,留下地方記憶與建構認同。但這其中會不會存在某種「城鄉差距」?例如某些地區特別集中或是大家投注特別多的關注,某些地方則乏人問津?之前曾讀過一篇梁啟智的論文,提到香港不同社區居民的新界想像,他發現許多民眾對新界的想像幾乎是「沒有想像」,不是毫無認識,或單純覺得很遠、就是提到新界只想到有牛等等。另一方面,這篇文章有個有趣的論點是,他認為將新界視為自然原初的象徵,反而可能變成一種割裂,亦即將所有與城市抗衡的想像都塞到新界,新界反倒成為一種抽象的郊鄉概念。對於這樣的想法,不知您的看法為何?

 

樊:我查了2016年的分區人口統計,港九跟新界的人口分別是三百五十萬跟三百八十萬,表示香港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在新界,因此對新界陌生的狀況可能要看他訪問的對象而定,如果中學生因為家裡的經濟問題而住在九龍的話,他可能是沒有辦法到新界去的,那麼此種對新界毫無認識的狀況就有可能發生。我記得先前合作的一間學校在屯門,校方老師就希望安排香港島的路線,因為同學沒有坐過電車。但香港太小了,學生可能沒有辦法到他區,工作的人得到他區,交通時間是很大的問題,現在很多人上班坐車坐很久,城鄉問題不會那麼明顯,因為新界已經很都市化了。他說「新界」在多數香港人的印象裡是鄉郊,我想應該理解為很多香港人都以為新界仍有不少鄉郊地方。我住的馬鞍山在新界的東部,屯門、天水圍則在新界的西部,開車過去交通暢順的話大約一小時,不算太遠,但我很少到那邊,因此對於新界西並不熟悉。有些人或許會想像那裡是和自己居住地很不相同的地方,例如天水圍曾被媒體渲染為「悲情城市」,許鞍華的電影《天水圍的日與夜》則有意糾正這種錯覺。「原初」的鄉郊可能是外面的人對新界某些地區的想像,但想像不止一種,「悲情城市」──低收入階層聚居地──又是另一種想像。土地如果只被想像成一種原初的、美好的意象,未必是好的,文學散步本身就是為了衝擊任何固定的想像。

回到城鄉差距的問題,香港文學地景資源庫有表列香港十八個行政區相關的文學作品,從中可以發現,不同地區的文學作品,會有一定程度上的差別,例如觀塘很少,灣仔、北角很多,深水埗最近幾年很多。深水埗是庶民的舊區,有些性格可以寫。北角從前是小上海、小福建,從小上海變成小福建。這樣的歷史轉變,就很多故事可以寫,有些面目比較模糊的地區作品就比較少。

 

當街道成為一個即將消失的概念

黃:方才提到以街道為核心的寫作發展,我覺得也讓香港的街道比台灣鮮明。台灣雖然也推地景書寫,但分區的概念相對比較模糊,包括街道亦然,香港近幾年卻陸續有相關作品出現,甚至對同樣一條街道,也有不同區段的觀察,例如《新填地街》、《我是街道觀察員:花園街的文化地景》。我覺得台灣這類型的書寫,並沒有那麼強烈的街道意識,大量地去記錄關於某條街道的生活記憶,可能台灣的地方認同,相對比較以城市為區隔,再慢慢去細分,當然也是有街道書寫的相關作品,但不像香港那麼有意識甚至是焦慮地,和地方記憶的消失連結在一起。

 

樊:印象中早期確實零零散散出現過一些寫街道的作品,例如寫灣仔的中原街,當然台灣寫廈門街、温州街也是有的,但如果說有系統的專門寫街道,印象中似乎沒有。《我是街道觀察員:花園街的文化地景》一書的作者,並不是將它當文學作品來寫,而是文化研究。除了花園街,囍帖街也是重要文化運動的一部分,我也寫過從前的花園街,但也沒有系統性地去把住過的街道當系列來寫。

其實街道這個概念,對現在的香港來說,是一個過去的概念,現在我們主要是住在商城上面。比方說我三十歲以前住在旺角,在香港中文大學工作後住在馬鞍山,現在回想起來,我對那兩個地方的地方感是完全不一樣的。住花園街的時候,是住在沒有電梯的樓層,下面就是街市,就像沒有現代化之前的永康街,但環境沒那麼好,樓下就是賣魚跟賣菜,後來開始賣成衣,不只有店鋪還有街頭的攤位。後來住在馬鞍山的屋苑,下面是商城,前後各有一條街,但我不記得後面那條街的名字,因為生活中不需要用到那條街的名字。

香港大約從八十年代開始,建築的方法變成商城式建築,也就是在平台上面蓋樓房,平台下面可能是地鐵站或巴士站,過去不同地區地價差異很大,蓋了平台後,平台提供的設施就會影響貴與便宜的概念,如果有名店,價位就不一樣了。平台可以把便宜的地方,變成昂貴的地方。

以一個城市的概念來說,人能夠走在城市中才有生命力,但香港透過平台和通連道,可以從一個屋苑連結到另一個屋苑,不需要透過平地的道路,所以街道的想像,可能在九龍區比較舊的地方較明顯,在新界剛發展的區塊,沒有街道的想像可言,也就是沒有社區的感受。商場裡面每過幾年店面位置就調動一次,重新裝修,讓商場有全新的感覺,所以有些店沒辦法做下去,只剩下連鎖店,居民對商場也沒有感情可言。

 

 

黃:在香港,街道變成懷舊象徵,因為街道等於是一個消失的概念,可是街道在台灣仍是我們的日常,還沒有文學的焦慮產生,所以如果作家去寫,也不會特別強調自己住在某一條街。

 

樊:對的,當你發現它值得注意,是因為你發現它有點不妙了。

 

文學與知識的結合

黃:另一方面,除了地景書寫之外,這兩三年來,我覺得香港和台北成為某種微妙的雙城關係,您如何看待港台這種近乎想像共同體的關係?您覺得香港和台灣的創作經驗對彼此來說最重要的參照意義是甚麼?

 

樊:台灣給香港的啟發,最近十年有很明顯的變化,對香港人來說,台灣是個有精神生活的地方。如果你想過像人的生活,你要到台灣去,基本上我們的理解是這樣,尤其大學生和剛出社會的年輕人,會認為台灣是個能施展夢想的地方,雖然是不是真的能夠施展,還有許多條件,但基本上的想像是這如此。為甚麼會這樣想?一方面港台同樣面對中國快速與全面發展的威脅,會想知道另一個地方的人如何面對這麼大的力量,另一點是香港青年的絕望感很嚴重,沒有經濟上與精神上的出路,如果找到工作,生活或許比台灣容易一點點,但在香港,讀完大學後找到好工作、過安定生活的可能性很低。工作機會是有,卻並不穩定。因此香港跟台灣的雙城關係,我是完全能感同身受的,相信未來幾年,我們的共同感會更強烈。

如果回到文學和文化的角度來看,在香港,文學是很邊緣的,對文學的想像仍然屬於比較純粹的文學。這是因為過去文學發表的園地,主要是報紙跟刊物,報紙的發行量又遠遠多於期刊,如果登在報紙上,商業的考量就很重要,所以大部分是普及性的東西,如果知識性太多,會顧慮讀者不喜歡看。到現在也是如此,導致文學許多可能發展的方向給堵死了。例如台灣近幾年把知識和與文學結合在一起的寫作趨勢,香港在這方面的呈現就比較少。結合知識性來書寫郊野的作品最近慢慢多了一些,例如陳錦偉的詩集《行山》和《南島草木疏》,他的概念是每爬一座山寫一首詩,有點類似之前劉克襄做的事情,書中也有地理知識;另外像腦神經醫師黃震遐用文學形式書寫音樂與醫學,但除此之外,香港在結合文學性與知識性這方面的成果仍不及台灣。因此我們若關注台灣當前的文化文學活動,應該要在中學裡面能相應地去接觸這些文學作品,目前香港的閱讀名單還是十幾年前那些。如果真的是對台灣有興趣,而不是去台灣渡假、買東西、過文青生活,應該要開立一些名單,重列給香港學生閱讀的篇目和導讀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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