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bpx

西西的另類動物書寫(二):《猿猴志》與知識分類

SampleX微批文學媒體計劃 評論文章

西西的另類動物書寫(二):《猿猴志》與知識分類

封面圖片為西西和她作的紅毛猩猩,由作者提供。

本文原為〈猿猴能說話嗎?:西西的另類動物書寫〉,刊於《「牠」者再定義──人與動物關係的轉變》(三聯,2018)。標題為編輯擬定。

本文初稿〈西西《猿猴志》與香港動物書寫〉曾在2015年「戰後馬華、台灣、香港文學場域的形成與變遷」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發表,感謝許文榮教授及與會者不吝指正。

《猿猴志》內容可分為三部分:六篇西西與何福仁的對談;二十九篇猿猴介紹,每篇附以西西走訪亞洲各動物園及保育中心時所拍的猿猴照片,以及她親手縫製猿猴毛偶的照片;最後是包含「瀕危名單」及靈長目總表等資料的附錄。她與何福仁的對話一直見於她過去出版的作品,不過多數只有一兩篇,放在前面或附在作品後作為參考資料。《猿猴志》的對談卻是書的重要組成部分,六篇共107頁,佔全書幾近一半篇幅(全書224頁)。西西在〈前言〉中指出,她向何提出這寫作計劃,何很快就列出六篇談話的題目,二人在各篇對談所佔的篇幅也無分軒輊。因此我們可以說,《猿猴志》其實是二人合著,是香港兩位文壇前輩老朋友的交流與寫作成果。

既名為《猿猴志》,此書即以〈猿猴的命名、分類、分佈〉對談開始。既談命名與分類,即不能不提瑞典自然科學家林奈(Carl von Linné)。林奈身處的十八世紀,正值歐洲的大航海時期晚期,許多生物學家和博物學家隨船隊遠航,帶回來世界各地的動植物,各依自己的喜好命名,造成一物多名,或異物同名的混亂現象。林奈發現可以用植物的生殖器官為植物分類,並提出採用雙名法,以拉丁文來為生物命名,其中第一個名字是屬名,第二個為種名,屬名為名詞,種名為形容詞,形容物種的特性,其後並以相同的方法為動物命名,被譽為現代生物分類學之父。普拉特(Mary Louise Pratt)卻在分類學與大航海兩件事上,看到了一種殖民知識體系的形成。

普拉特在其劃時代的著作《帝國之眼:旅行寫作與文化互化》(Imperial Eyes: Travel Writing and Transculturation)第一部分即以1735年歐洲發生兩件影響深遠的事開始,這兩件事即林奈《自然系統》(Systema Naturae)的出版,以及歐洲首次大型國際科學探險之旅啟航。普拉特認為兩件事「巧合地」在同一年發生,標誌著歐洲精英對自身及與世界的關係的理解,發生了重要的變化,普拉特稱這全新的視野為「全球意識」(planetary consciousness)。[1] 伴隨這種全球意識而來的,是歐洲中產階級知識分子學問體系的興起,此時的科學探險與知識的建立,與殖民經濟活動密不可分:各地的東印度公司為科學家提供免費航程到海外採集動植物樣本、繪製地圖,科學家則為這些商貿公司提供可供剝削圖利的知識。[2] 自然科學探險帶回來的不管是知識抑或動植物樣本,往往就是科學家本國的商貿利益所在。林奈就曾明言,植物知識就是整個公共經濟的基礎,蓋一國之衣服即依賴此等知識。[3] 普拉特甚至認為,大航海時期表面上打著科研旗號的遠航,暗地裡其實都有尋找商貿機遇或打探潛在威脅的秘密任務。[4]

傅柯(Michel Foucault)在《詞與語》(The Order of Things)中指出,十八世紀這種把知識總體化與分類化的企圖,透過為事物命名,把「物」納入一套敘事語言的秩序中,[5] 普拉特則進一步指出,這種語言秩序是屬於歐洲中產識字白種男人的。[6] 在歐洲大陸本土,這也是一次話語權的徹底轉移:城市中產識字的白種男人全面改寫了本地農民對世界的認知,通過論述合理化城鄉生產關係、管理食物生產等手段,進一步剝削當地農民勞動力。[7]

對於這一套充斥各種意識形態的知識體系,身處二十一世紀博學多聞的兩位作者,有甚麼後見之明?〈猿猴的命名、分類、分佈〉對談大致採已成公論的看法,肯定林奈對物種分類命名的貢獻,認同其改變了此前分類與取名各自為政的混亂情況,並認為林奈採取的是學術協商,與中國政治強制的「書同文」又有所不同(頁13)。然而,二人並不只服膺國際權威了事,反而提醒民間的各種通俗叫法,「反映獨特的文化內涵、意見」(何福仁語,頁13),西西則舉出大狐猴的英文indri意思是「在那裡」,是土著對外人提問的回答;中文叫「大狐猴」,因為樣子長得像狐狸。這些都反映了猿猴與當地文化並在地生活的關係,亦是二人追尋猿猴歷史,把命名與意義重置於原來的社會文化脈絡的努力。他們尋且指出,不管是民間通俗叫法,抑或林奈的科學分類,都可能帶有偏見,做成歧視。譬如蜂猴英文是slow loris,漢語叫懶猴,「說牠懶,比slow又多一層道德批判」(西西語,頁13)。說牠慢其實也不準確,因為牠捕食時身手敏捷,逃避危險時行動也很迅速,「牠是夜行動物,不慢,更不懶,只是生態習慣與人或者與其他猴子不同而已。」(西西語,頁13)何福仁亦引與林奈同期的布豐(Georges-Louis Leclerc, Comte de Buffon)的意見,指出:「每個生物都應該有獨立的位置,有自己的面孔,大自然從未根據生物的種屬來排列等級。知識不得不系統化,可另一面,還得小心不要變成種屬歧視。」(頁13)

以此回頭看林奈後來把人分為五種,也納入他的動物命名系統一事,就饒有意義。林奈劃分的五種人分別是:野人(wild man)、美洲土著(American)、歐洲人(European)、亞洲人(Asiatic)、非洲人(African)。野人是「四足、無語、多毛髮」;美洲土著是黑髮、直立、面貌粗糙,頑固易怒,受風俗約束(regulated by customs);亞洲人則是邋遢(sooty)、憂鬱、呆板,傲慢又貪婪,受意見影響(governed by opinions);非洲人則黝黑、捲毛、扁鼻,冷靜、狡猾、懶惰、粗心大意,率性而為(governed by caprice);歐洲人呢,他們平和、臉色紅潤、結實,文雅、敏銳、具創造力,受法律規範(governed by laws)。[8] 這種分類描述明顯把人類互相比較,大歐洲中心主義躍然紙上,在貌似客觀中立的分類命名學中出現,正好揭示了「知識」與利益、價值、判斷糾纏不清,殊不中立,也不客觀。

西西利用林奈的分類命名法展開猿猴寫作,目的雖不在揭露這種知識生產背後的權力關係,然而,她與何福仁畢竟是閱讀廣泛、見多識廣的讀者/作者,充分掌握「後見之明」的優勢,不難發現「分類應該是中性的,不幸有時就流露某種價值審判,積重難返。」(西西語,頁14)在談到靈長目分類時,西西且直接指出,把人放到最後,成為序列裡的最後單位,「是從人的角度看其他事物,為其他事物命名、歸類。如果狐猴會分類,就會有不同的排列。但這並不表示我們就天賦最尊貴的地位,我們絕對不是萬物的主宰。」(頁15),如此平視世上生靈,而且態度如此決斷,為平素樸實低調的西西筆下所少有,可見她對「人非萬物的主宰」看法的鄭重其事。

 

【〈西西的另類動物書寫〉全部文章(共四篇)】

 

注釋

[1] Mary Louise Pratt, Imperial Eyes: Travel Writing and Transculturation (London: Routledge, 1992), p. 15.

[2] Pratt, Imperial Eyes, pp. 25, 34.

[3] Pratt, Imperial Eyes, p. 34.

[4] Pratt, Imperial Eyes, p. 34.

[5] Michel Foucault, The Order of Things (New York: Pantheon, 1970), p. 136.

[6] Pratt, Imperial Eyes, p. 30.

[7] Pratt, Imperial Eyes, p. 35.

[8] John G. Burke, “The Wild Man’s Pedigree,” in The Wild Man Within, ed. Edward Dudley and Maximilian E. Novak (Pittsburgh: Pitts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72), pp. 266–267.

發表迴響

這個網站採用 Akismet 服務減少垃圾留言。進一步瞭解 Akismet 如何處理網站訪客的留言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