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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得不知的三位大英帝國的譯者與學者:斯當東、飛即和威妥瑪

漫談

你不得不知的三位大英帝國的譯者與學者:斯當東、飛即和威妥瑪

談到大英帝國的殖民歷史,不少著述都以政治、商業和管治方向出發,像英國歷史學者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所著的《帝國:大英世界秩序興衰以及給世界強權的啟示》(Empire: The Rise and Demise of the British World Order and the Lessons for Global Power)一書,就是從國際政治的宏觀角度,看大英帝國興衰的啟示;日本學者中西輝正的《大英帝國衰亡史》,則用精神史闡述帝國如何衰亡。從翻譯研究的角度去理解大英帝國,卻非常罕有。

鴉片戰爭以前,英國沒有漢語學校或課程,那批在中英交流裡擔當中介的譯者們皆自學漢語,水平不一致。譯者處於兩種文化之間,中介的工作使他們兩邊不討好。譯者的翻譯風格、立場和道德判斷,往往會主宰了中英間的談判結果,甚至影響着中英關係。從這個角度看,翻譯絕對舉足輕重,不容忽視。關詩珮《譯者與學者》一書正開出這條書寫大英帝國的殖民歷史的新路。

《譯者和學者》比較三位漢學家,分別是斯當東(George Staunton)、飛即(Samuel Turner Fearon)和威妥瑪(Thomas Francis Wade),比較他們的背景、經歷和研究,察看他們怎樣影響英國漢學發展,並引證英國漢學是起於翻譯,扭轉翻譯向來被輕視的情況。作者之所以在整個英國的漢學發展史中選取這三人作研究,因為三人都身兼譯者和學者的角色。他們首先為大英帝國在華的利益服務,再推動英國漢學的學術發展。英國的漢學在各路人馬的領導和貢獻下,一直在實用與學術之間努力作平衡,因而有別於歐洲漢學的純學術取向。

有「英國漢學之父」之稱的斯當東在中英交往的路上出謀獻策,譬如就《南京條約》的中英翻譯,斯當東再三提醒政府要小心處理,避免因翻譯問題而損害國家利益,又在文件翻譯上給予專業建議。當時英國首相巴麥尊(Henry John Temple)與斯當東私交甚篤,他在中國事務上都會請教斯當東,斯當東還寫信給首相評價各在華譯者的能力。另一邊廂,斯當東推動英國漢學的學術發展,像把馬禮遜的中文圖書收藏獻予倫敦大學學院以開辦漢學課程。這個課程命運不佳,挫敗連連,更一度中止,使英國漢學出現真空期。後來斯當東吸取教訓,不再以局外人身份間接參與,而是肩負起倫敦國王學院的漢學籌辦工作,重起漢學的爐灶。

飛即角色類近。他自小在澳門生活,耳濡目染下習得一腔流利中文。這背景正好配合時代需要。早在鴉片戰爭前林則徐和義律的交量中,他便在圍禁商館事件中擔任英商與中商談判的譯者。飛即粵語同樣了得。英國佔領香港並建立殖民管治時,他先在海上宣告佔領條文,還受港督德庇時(John Francis Davis)任命,為人口總登記官。這都是飛即作為譯者的貢獻。後來,飛即因病返英休養,受斯當東的推薦,以中文教授身份進入倫敦國王學院,開始學者的生涯。

《譯者和學者》研究的第三位人物威妥瑪,同樣身兼譯者和學者的角色。威妥瑪曾在香港處理太平天國的翻譯和情報工作,為大英帝國監察太平軍是否具備推翻中國帝制的力量;1853年,上海被小刀會佔領,清廷無法收取關稅,英美決定助中方收稅,威妥瑪得港督包令(John Bowring)推薦,前往上海處理關稅。威妥瑪後來向外交部請辭,專心研究漢語及中國文化,向着學者的方向前進,並寫下《尋津錄》、《文件自邇集》和《語言自邇集》三本漢學學術著作,以改革外交部的「中國學生譯員計劃」課程。

關詩珮這書取名《譯者和學者》,一針見血點出英國漢學發展的重點:既着重實際翻譯,也不看輕學術理論。書名把譯者置在學者之先,大概因為這三位推動漢學的人物先是譯者出身,再把翻譯的經歷和心得帶入學術殿堂。綜觀英國漢學的誕生,也是由翻譯實踐帶動學術研究,翻譯研究背後有着這層切實的政治外交考量。在英國漢學發展史中,我們看見翻譯之重要,翻譯不再是次等的原文派生,而是包含着兩國交往中的政治和權力關係。在這等關係中,翻譯這中介變得無比的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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